《评〈海瑞罢官〉》，刘少奇事先并不知情

　　我问王光美：你们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吗？姚文元在上海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长达八个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领导都知道这事。

　　王光美的回答十分明确：“我们这里完全不知道。”

　　我接着问：《评〈海罢〉》发表后，少奇还是不知道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发动“文革”么？

　　王光美回答得很干脆：“少奇他不知道。岂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讲过，他也不知道。”

　　王光美对彭真的特殊身份作了说明：彭真那时不仅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他在总书记休息时，代总书记工作，不是有一句话么，相当于副总书记。”彭真属于坐镇中央书记处的一线前沿人物，密切协助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常务。

　　彭真不知道《评〈海罢〉》的策划与撰写，就等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都被蒙在鼓里了。这既说明《评〈海罢〉》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其实，毛泽东也曾在1966年的十月会议承认：“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49页)

　　王光美感慨地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发展到批这个《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组织写的，主要找了上海市委的张春桥和《解放日报》的姚文元。从要批这个戏，到组稿，到刊登，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来给北京打招呼。彭真也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不光《解放日报》影响大，《文汇报》影响也大啊，《文汇报》相当于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那时已经非常敏感。所以，彭真来问过，来问，这怎么没经过中央？这么大的事！”

　　史料披露，彭真获悉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江青组织撰写影射文章《评〈海罢〉》后，以十分惊人的勇气和持续性抗争，代表中央一线领导集体，进行了顽强抵制。

　　但是，彭真是否知道《评〈海罢〉》的幕后总指挥是毛泽东呢？

　　史料记载：1962年夏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江青就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当场拒绝。1964年，毛泽东亲自把《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却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吴晗则于1964年应周恩来要求，写了正式报告，说明《海瑞罢官》绝无影射意图。当《评〈海罢〉》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后，陆定一认为，此文牵强附会联系“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陈清泉等：《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475-479页)彭真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陆为副组长。而吴晗又是彭真在北京市的亲密下属。如果彭真对上述背景一无所知，简直荒唐。

　　何况，《评〈海罢〉》临近发表，张春桥为了留后路，已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而毛泽东也在1965年9月，当众“点”过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0、36页)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于《评〈海罢〉》发表后两天，即离京赴沪，于11月17日抵沪，以坐镇沪上的姿态，亮明了他对《评〈海罢〉》的支持态度——毛在沪丝毫不曾批评姚文元的越轨行为。(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98页)

　　也许可以这么解释，由于《评〈海罢〉》违反中央既有规定，点名批判著名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诬陷手法挑起重大政治争端，而毛又未对此事进行任何解释，彭真等人便把《评〈海罢〉》“视为”与毛无关之事，进行着“合法”抵制。

　　当毛得知彭、陆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转载《评〈海罢〉》时，大发雷霆，怒斥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本人曾多次强调，他的愤怒源于：“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99、1468页)

　　如果毛泽东在《评〈海罢〉》发表后，仍不想让彭真等人知道他对《评〈海罢〉》的支持，他就不必在沪观望中央一线的反应长达两周，更不会允许江青在沪打电话，直截了当地质问林默涵：“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怎么样？”(陈化等主编：《回首“文革”》，第274页)

　　历史地看，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海罢〉》，是企图挑起一场政治批判，借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杜绝翻庐山会议的案，以触动“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大“整风”，重新确立毛的旗帜与地位。如果中央一线顺从，这场“整风”就和缓些；否则，就激烈些。总之，毛泽东绝非在发表《评〈海罢〉》时，就已考虑发动惊天动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运动。

　　“我确实不知道‘文革’是怎么搞出来的”

　　王光美喃喃地一连说了两遍：“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文革’是怎么搞出来的。确实不知道……”

　　王光美强调：“少奇他也完全不知道，《评〈海瑞罢官〉》就是‘文革’的导火线。”

　　我冒昧地再次追问：少奇应该多少知道“文革”要爆发吧？

　　王光美的口气十分肯定：“少奇他不会知道的呀。‘文革’来了以后，才有‘文革’的。”王光美的意思是，‘文革’并非是预先酝酿好的一场运动，而是突然发生的历史事件。

　　可以说，火山爆发一般的“文革”，是由很大偶然性与很大必然性碰撞，才形成的特殊事件。

　　对彭真公开抵制《评〈海罢〉》，而于1966年2月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史称“二月提纲”)，王光美告诉我：“‘二月提纲’，是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议通过，彭真又请示主席同意后，由中央批转全党执行的。”

　　当《评〈海罢〉》使用诬陷造谣手段，把批判之火引向“党内走资派”及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又进一步挑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当代“海瑞”——彭德怀政治翻案时，彭真一边同意转载《评〈海罢〉》，一边在“二月提纲”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对“左派”犯的错误，也要进行一次整风。(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85、1423、1518、1401页)

　　彭真早在邓拓汇报“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即当众对中宣部与北京市委领导大声发话：“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康生主编：《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此即《中共中央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中共中央文件)

　　刘少奇于1966年2月5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刘、周、邓出席)，一致通过了“二月提纲”，并明确表态，此次“学术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02页)

　　毛泽东在武汉获知，中央常委已通过“二月提纲”，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认为此次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被迫作出退让。毛对彭真说：“‘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急忙说：“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再次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陈丕显回忆录》，第49页)

　　由于毛泽东没有当场反对“二月提纲”，刘、周、邓等在京中央常委，讨论或传阅彭真所拟批语后，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批转此件。刘少奇那时对彭真掌握的《评〈海罢〉》背景，究竟了解多少，现在已难弄清。

　　正当姚文元因“二月提纲”下发而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彭真认为中央“法定”程序已压住风波并分清是非，轻松地对各方面说：“问题解决了”；并通过中宣部公然追究：“‘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康生主编：《大事记》。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2页)

　　彭真这样严厉追究，因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与中央书记处，曾于1965年上半年，针对江青在文化界的一系列过火批判，已连续两次向全国发出明确指示：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要赶快刹车(3月，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所作规定)。(张化等主编：《回首”文革”》，第311页)

　　彭真与中央一线，以《评〈海罢〉》发表后中央批转的“二月提纲”以及《评〈海罢〉》发表前的中央两次明确规定，严厉批评并追究的，难道仅仅是姚文元与“上海市委”吗(上海市委与华东局主要领导早已对彭真表明，支持“二月提纲”)？须知，当时党内基本的组织程序与组织纪律尚在，中央主要媒体也掌握在中央一线手里。倘若批评、处理《评〈海罢〉》肆意诬陷党内著名民主人士、挑起国内重大政治争端的“非法”事件，及其主要责任者，在全国引起的震动，势必超过《评〈海罢〉》发表本身。(《陈丕显回忆录》，第50页)这将在知情者中造成一种多么尖锐的政治局面？

　　然而，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中央一线的估计。

　　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明显表露了毛发动“文革”的想法与决心。(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03、1409页)

　　我请教王光美：是否可以说，是彭真等人对《评〈海罢〉》的有力抵制，导致毛泽东临时决定，把一场政治批判与大“整风”(毛、刘在“文革”初期都用过“整风”提法)，升级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我以为，与其说《评〈海罢〉》是毛发动“文革”的预置导火线，毋宁说《评〈海罢〉》是随着形势演变，客观充当了“文革”导火线。

　　王光美的回答具有多重意义：“‘文革’是怎么在1966年突然发动的，你们可以仔细研究。形成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一种‘文革’，确实是多种因素叠加促成的。除了‘二月提纲’和《评〈海瑞罢官〉》的对立，还有聂元梓大字报的问世、派工作组的争执等等。当然，阶级斗争学说是个基础。而‘七千人大会’，也早给‘文革’埋下了伏笔。”

　　王光美说：“我经历的这些事，都可以对你说一说。你要利用年轻、对党史熟，多看一些资料，深入了解那段历史。这样，你对我说的这些事，就能看明白了。”

　　采访王光美后，我看到一些重要资料，颇能说明问题。特摘录如下：

　　彭真生前透露：“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关于这件事的原因，他不能讲。彭真至死也未说出这个历史秘密。

　　胡乔木也说：“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引者注：指 《评 〈海罢〉》)，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他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628页)

　　毛泽东本人于1966年夏也说过：“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