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卢新华：“伤痕文学”是永恒的

　　卢新华复出国内文坛的作品，主要是中篇小说《细节》和长篇小说《紫禁女》。卢新华之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多次表示“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但此次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首次提出观点，“伤痕文学是永恒的”。

　　齐鲁晚报：《紫禁女》是你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作品，反响不错，但无法达到《伤痕》的那种轰动效应了。

　　卢新华：我在这部小说中以“石女”隐喻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希望通过对女主人公与三个人物情感纠葛的表述，揭示出中西方多种文化在互相激荡、碰撞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小说出版后的反响让我满意。一方面专家的评论比较正面，另一方面读者的反馈也颇为热烈。

　　实事求是地说，《紫禁女》好读，也不好读，但能真正读懂的人不多。因为通篇充斥了隐喻，文化的负载较多。不过，仅就表层的情爱故事而言，还是能吸引相当一部分读者的。

　　齐鲁晚报：从《伤痕》到《细节》再到《紫禁女》，中间是不是有一种传承？

　　卢新华：《紫禁女》是我在海外闯荡多年，第一次用文学的方式，表现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如果说，《伤痕》着眼于反思“文革”浩劫的十年，那么《紫禁女》审视的则是民族漫长久远的历史，我希冀将中华文化和国家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反思。从这个意义上，《伤痕》是滴着血的创口，《紫禁女》则是结了痂的烙印。

　　我曾经给很多媒体说过，《伤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但我又要说，从“揭示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语)这一层意义上讲，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其实都有属于自身特定的“伤痕”，因此，从文学对现实的批判功能着眼，“伤痕文学”又可以是永恒的。其实，如果你读过《紫禁女》，一定可以注意到，对我们仅用了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将我们祖上用了几千年达成的信条“存天理，去人欲”(尽管这大可存疑)改变成“存人欲，去天理”，我是很有些“痛心疾首”的。

　　链接：伤痕文学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

　　流行指数：★★★☆☆

　　开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文学形式，小心翼翼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历史创伤。它掀起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个热潮。

　　“伤痕文学”名称源出卢新华创作于1978年的作品《伤痕》。

　　王蒙、张贤亮、刘心武、叶辛等一批“伤痕文学”创作者成为整个上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主流作家，他们的作品直接引发了上世纪80年代前期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规模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伤痕文学”的主体是短篇小说，包括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王蒙的《最可宝贵的》等。以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也是“伤痕文学”中的成绩突出者。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也是“伤痕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