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上海报道

　　缩小收入差距需破除部门垄断

　　---一个测量中国人收入差距的学者视角

　　破除部门垄断，权力垄断，以及其导致的资源垄断，需要更大的改革动力来消除，需要从改革层面上解决

　　岁月留下的不仅仅是有些伤感的光阴流逝，更多的是沉甸甸的数字变换。对于老百姓来说，1978年到2008年的三十年里，体会到的变迁，莫过于口袋里的票子，银行的折子。

　　关于三十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的最新数据，来自于10月31日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总量都得到了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实际增长7.1%、7.2%。

　　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而言，他想到的数字恐怕除了“30”，还应该多了一个“2 0”。

　　从20年前的那个春天开始，李实就踏上了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查之旅。那时，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美国福特基金会，提出了资助部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的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两个项目被选中：一个是国企改革，另一个就是收入分配。当年春季，在时任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人伟的领导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正式成立。

　　李实参加了该课题，从最基础的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学习起，开始了漫长的中国民间收入与分配的调查之路。到目前为止，前后陆续有四次较大规模的全国民间的住户收入调查，分别是：1988年，1995年，2002年以及2007年。

　　30年来，中国人的钱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富人多了还是穷人多了，李实的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读懂数字背后的含义。

　　收入增加，差距扩大

　　《望东方周刊》：能否用一句话总结一下30年来，中国的居民收入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现在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李实：假如用一句话来概括收入分配的话，30年来的基本状况是，居民的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不管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增加了，但同时很明显的是，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约0.3上升到现在的0.48左右。这其中，城乡差距所占的比重较大，达到了40%，其他比如行业之间差距有10%，教育程度不同带来的收入差距占了20%左右等。

　　中国是一个二元社会，城乡差别较大，所以对于收入差距的测量，应该把城市和农村分割开来，分别加以判断。我也想首先从农村收入差距的变化谈起。

　　30年前，也就是1978年的时候，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比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的数据，当时算出来大概是 0.24，非常低。在改革开放后的四五年之内，农村内部实行家庭承包制后，没有一个明显的收入差距上升的趋势。一直到 1982年、1983年左右，基尼系数还是0.24左右。

　　这个情况跟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系。因为农村的改革主要是家庭承包制，它刚开始对农产品产量提高的影响比较大，而且政府那时还较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价格，这两个因素使得很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收益比较大。这也使得务农的农户和非农就业的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有一定程度缩小。这个阶段是比较少见的，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同时缩小的局面。

　　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基本处在不断扩大过程。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来自非农就业的收入和农业收入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在政府进一步提高了粮食购买价格以后，务农的农户稍微提高了其收益，才稍有改观。但这样的政策也就维持了两年的时间。接下来可以发现，农村的收入差距还是属于一直上升的状态，到 2005年，农村的收入差距上升为0.38。

　　和农村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更小，基尼系数大概只有0.15或者0.16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收入差距，若现在要比较其他国家的话，很难找到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0.2以下的了，像北欧的一些国家，现在基本上是0.22、0.23的样子。

　　不过，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城镇内部确实处于一种非常平均主义的分配状态。国家基本上把各种分配领域和环节都控制住了，包括工资等级和工资标准等，而且从意识形态上强调平均主义，反对物质刺激，反对拉开收入差距。这样的过程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中期也是这样。等到80年代中期企业改革，实行企业内部承包制，通过增加奖金、增加激励机制后，才慢慢拉开了收入差距。

　　但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明显扩大，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那个时候城市改革也进入了实质的阶段，私营个体企业的快速发展、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加上大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开始改制，很多职工下岗，城市失业率增加，这些因素促使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收入差距较快扩大的阶段。最近几年，尽管扩大的幅度有所下降，但是基本上是以两年一个百分点的幅度上升。而2005年的时候，大概是0.35左右。最新的数据还没有出来，应该说现在可能是0.37、0.38。

　　全国的基尼系数我们估计现在是0.48左右。全国的收入差距由这三块构成：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这三块都是在扩大，就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来说，2007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应该说全国的收入差距还是在扩大。

　　公平不在于差距的大小

　　《望东方周刊》：从最初的平均主义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等，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出现的？

　　李实：在改革之前，大家过的是一种共同贫穷的生活，所以有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需求，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实现这个需求是比较容易的。大概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中国就已经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比较难了，需要很长的时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实现。

　　在1999年之后，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事实上，用“公平”二字不太准确，它模糊了一些概念。差距是一种收入分配的状态，没有价值判断。而公平就包涵价值判断。比如说在一个公司工作，在同等的竞争条件、工作条件下，有的人更努力更勤奋因而多挣了一些钱，有的人就少挣，这里存在差别，但不能说不公平。公平是一个社会的底线，是超越在其他社会目标之上的，与效率不在一个层次上，与效率没有什么替代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混淆公平与均等的差别。

　　因此，在一些方面我们要强调公平，在一些方面要强调均等。比如在基本权利方面，在机会方面，强调“均等”更合适。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它导致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把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第二个是效率最大化造成了一些不公平分配的结果，从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最近几年，政府已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十七大明确表明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的思想，实际上是在寻求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发展道路。

　　《望东方周刊》：你怎样看待目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性问题？

　　李实：我们在2002年时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当然这个调查都是主观的问题。如何判断现在的收入分配，有几个选择：很公平、比较公平、不公平、很不公平。那时80%以上的人认为现在的收入分配是不太公平或者是很不公平。判断很公平的人很少。但是有些地方，像山西，煤老板比较多，判断很公平的比例相对要高一点。其他像云南、重庆、湖北、四川这些省份不到10%。绝大多数人认为收入分配是不大公平的。一些最新的民意调查，都是把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作为当前社会不和谐的因素，甚至是首位因素。

　　但收入分配的问题其实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实证问题就是收入差距的大小问题，我们说基尼系数为0.45，这就是实证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规范性问题，比如说0.45是好还是不好，这实际上涉及公平性的问题，是主观的价值判断。你可以认为0.45是公平的，也可以认为它是不公平的，它不在于差距的大小，而完全取决于差距形成的过程和背后的原因。

　　可以说，这些民意调查都没有很好地区分这两个问题。受访者的判断完全是一种价值判断，可能仅仅由于1%的不公平，他会认为整个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所以必须进行区分：差距本身的大小是一回事，差距是否合理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和姚明的收入算基尼系数的话，估计是0.9以上。但这个差距我不会认为是不公平的，别人也不会认为是不公平的。

　　当下的核心问题是促进就业

　　《望东方周刊》：那在你看来，该如何增加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性呢？

　　李实：第一是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在全国收入差距中占有很大比重。如果能够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能够解决公平的问题，而且能够解决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第二个是缩小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是提高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很多研究文献表明，发展教育特别是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对缩小长期的收入差距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就是消除腐败收入，消除黑色收入。

　　这些都是初次分配要解决的问题，它要改变的是经济秩序。比如说，垄断行业的分配，城乡之间的体制问题，户口问题等，都是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破除部门垄断，权力垄断，以及其导致的资源垄断，需要更大的改革动力来消除，需要从改革层面上解决。假如放任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仅仅依靠再分配过程中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是无法承受的。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需要同时进行才能完成。

　　《望东方周刊》：那么你认为，再分配过程中，当前最重要的措施是什么？

　　李实：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应该考虑低收入人群，至少能够使他们有一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并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论是规模和水平，都有较大差异。农村的低保标准太低了，一个人一年的补差收入也就两三百块钱。比如定一个800元钱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假如你的收入不到一年800元，只有500元的话，就给你补到300元。这个就叫补差收入。但一年800元，一个月也就70元，怎么生存呀？标准应该提高。

　　另外，公共服务还要加强。现在推行义务教育，不过农村的教育质量不够，和城里不能比，仅仅免掉学杂费是不够的，教学质量很重要，有很多工作要做。教育不上去，那种由于教育带来的收入差距就很难消除。

　　当下的核心问题是促进就业。一旦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必然扩大。城乡都一样。很多农民工没有工作，回到农村的话，就会直接影响农村的收入增长。一个城市的收入差距大小和失业率直接相关，失业率越高，直接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要紧紧抓住就业问题，一定要把其作为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