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于光远1998年9月23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要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能不提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

　　关于只开了5天的三中全会的著述和回忆很多，这个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也毋庸置疑，但之前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却为很多人所忽略。

　　多数人认为，那一年开始的一系列“变化”都集中发生在为期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事实上，“四五事件”的平反、“两个凡是”的纠正、中国未来航向等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

　　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当然要从那易被忽视的36天开始。

　　中央工作会议开幕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9人，接到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对于参会人员，于光远有两点评价：一是规模不小、规格不低，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二是会议参加者的成分不错。从参加者的成员来看，大多数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

　　华国锋在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三次离稿讲话。他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的有利条件，还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华国锋还批评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机关存在的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上海申请进口一套设备居然要盖18个大印。他还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我们不重视市场竞争。

　　坐在台下的于光远全程听了华的讲话。于光远事后评价说，对于华的讲话，“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在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

　　其实，出席会议的很多人是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然而，当时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理清，成千上万件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与会者怎能心平气顺地讨论重点转移和经济工作？

　　陈云捅破“窗户纸”

　　刚刚开始分组讨论，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就在东北组作了一个爆炸性发言。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6个问题：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他们出“反省院”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和1940年，中央组织部相继作出决定，就是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后来继续干革命的同志，经审查可以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四、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中央应当肯定“天安门事件”。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倘若从1962年算起，陈云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但那次的发言并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这次，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组扔出的这6颗“重磅炸弹”。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6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建议。

　　这些在党内享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晕头转向。

　　《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给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一个特点，那就是会上一边讨论，会外一边行动。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社会上感到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南京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此时，华国锋只有对“天安门事件”等做出明确表态后，才有可能引导会议进入经济问题的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了9条决定：1.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并且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3.为“二月逆流”平反；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平反；7.为杨尚昆平反；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于光远认为，华国锋的态度值得肯定。他说，华国锋“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

　　批评中央副主席

　　华国锋虽然在会上宣布了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

　　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开展得轰轰烈烈。真理标准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以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此，会议开幕不久，许多人就在分组会的发言中讲到这场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9条决定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

　　11月26日，胡乔木在东北组发言，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算是对会议做的结论。他说，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

　　于是，华国锋关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响。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就在胡乔木发言的同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

　　关于这件事，于光远后来有过详细回忆——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不过，于光远他们也有顾虑。毕竟，这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副主席。他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再这样做。但又觉得不便这样做，因此就决心自己担当这个责任。

　　于是，26日，江一真在会上发言批评了汪东兴。随后，杨西光、于光远也批评了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复出、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江一真披露了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杨西光也披露了汪东兴一系列讲话的具体内容。比如，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讲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他们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其他各组也有人公开批评汪东兴。胡绩伟就是其中一个。胡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对事情发生的经过很了解，所举材料更为具体。在他发言之后，批评这位副主席的人更多了。

　　担任会议简报工作的胡丹回忆，华国锋当时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胡丹说，最长的一份简报42页，整个会议出了400多份简报，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为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服务员一律不让进入会议室。以往都是由服务员给大家倒水，这次会议，主办者给每个会议室准备了两个暖水瓶，与会者自己倒水。胡丹记得，秘书也不让听会，都站在会议室外面的楼道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光远他们事先担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们没有因为批评了中央副主席而受到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