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12月13日，华国锋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

　　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此外，华国锋还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于光远说，对华国锋的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他承担了‘两个凡是’的责任。一个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这样一个注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关于邓小平这一重要讲话是如何起草的，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根据当时担任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在《回忆胡乔木》一书中的回忆。朱佳木写道：“在工作会议开始不久，小平同志曾邀乔木同志帮助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但由于会议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因此，在会议进入后期时，小平同志又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谈他的讲话稿……”

　　邓小平向起草小组以及胡乔木讲述了讲话稿的中心思想。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写出了讲话稿，交给胡乔木修改。朱佳木回忆道：“由于小平同志对讲话的内容交代得十分详尽，所以，讲话稿很快写了出来，并交到了乔木同志手里。”

　　经过胡乔木修改后，邓小平审阅后又作了修改。朱佳木说：“小平同志再一次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工，并讲了具体的修改意见。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闭幕的那天，下午四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两点才脱手。”

　　邓小平的“宣言书”

　　而于光远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于光远说，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胡耀邦找他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的事情。12月2日，他和胡耀邦一起到邓小平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

　　于光远至今还保留着这份提纲。那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

　　中央党校教授韩钢在《百年潮》上撰文记述了于光远的回忆——

　　“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光远同志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

　　“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小平同志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振聋发聩。

　　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关于经济的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但并没散会。与会者继续分组讨论了两天，会议到15日才结束。

　　3天后，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从此，中国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阴影中走出来，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巨幕。 《中国新闻周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