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这批外交档案的解密工作耗时三年，约有70多位在职和离退休外交官与档案工作者参与工作，解密档案的数量是前两批的总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常璐、侯丽军发自北京 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外交部大楼东侧，有一座略显陈旧的办公楼。如果不仔细看，人们很难留意到它门口的一块指示铜牌。在11月12日外交部公开第三批解密档案后，《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走进这栋名为南配楼的办公楼，来揭开这个依然略显神秘的地方的面纱。

　　从南配楼乘电梯上到七层，步行一段走廊后，就到了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借阅处共有两间，其中一间是登记前台和检索台，在它的隔壁是档案阅览室。乍一看去，这里就像是一个普通机关单位的内部阅览室，然而，就在这里，珍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档案就如同一幅幅内涵丰富的画卷般在记者的眼前一一展开……

　　泛黄纸片已走向数字化

　　自2004年外交部第一次公开解密档案后，中外人士均可到开放档案借阅处查阅自己感兴趣的解密文件：包括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各种重大外交事件文电、政府间条约和协定等。与记者之前想像不同，这里已经看不到泛黄的纸片或成堆的文件，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已经完全数字化——被扫描到了计算机中，利用者可以在网上直接阅览。

　　本报记者在前台登记时，出示了本人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完成登记后，又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在检索电脑上填写了一份电子表格，包括提交自己的身份信息和使用档案的目的等，表格填写完成，就可以开始查阅档案资料了。

　　接着，记者在电脑上尝试输入了“中国、苏联”、“周恩来”等关键词，以及相关时间段，电脑显示屏就立即显示出一系列含有关键字的文档。记者选中感兴趣的档案后提交申请，并来到前台支付费用。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条档案需支付两元钱成本费，一次最多可提交10条申请。”并随即交给记者一个密码。

　　记者用此密码在阅览室的电脑上登录后，就坐下来慢慢阅读这些电子版的档案了。尽管这些原件不能外借，但如果利用者需要复印件，可以直接在机器上提交复印申请，付钱后领取。

　　唐家璇建议启动档案解密

　　1999年，在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建议下，外交部成立“开放档案鉴定小组”，正式启动档案解密工作。当时，外交部共组织了近百名在职和离退休外交官参与档案解密工作。

　　考虑到档案解密工作的要求很高，外交部要求各地区司派副处级以上、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对卷帙浩繁的历史档案逐一筛选、分工初审，在审查单上写上自己的意见，如判断密级，同意或者不同意开放等，并提出理由。再由外交部各主要司局及涉档有关中央部委审核，然后经外交部档案鉴定开放领导小组审定和外交部部务会议通过，最后将公布外交档案的计划和目录呈报国务院审批。

　　第一批解密工作完全靠手工完成。在第二批解密工作中，所有档案都事先扫描进电脑，专家看完原件之后，就直接在电脑上写上审核意见。同时，第二批解密不用复审，在专家意见逐层上报审批后，档案就可以开放。此外，外交部还购买了专门的档案解密软件，这种软件可以通过设定标准、进行分类，使从事档案解密的工作人员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今年11月12日已经是第三批解密档案了。档案馆鉴定和开放处处长张素林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2006至2008年间，约有70多位在职和离退休外交官与档案工作者参与了第三批档案的解密工作。”此次解密的档案数量是前两批的总和，开放比例也达到70%，接近国际标准。张素林说，“完成这项工作绝非易事，其背后是外交部众多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

　　卸任大使领衔鉴定小组

　　2006年6月，受外交部欧亚司的委托，曾经担任过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四国大使的姚培生与其他三位外交官组成了一个档案鉴定小组，开始进行第三批档案解密，这其中包括1961至1965年间有关中苏关系问题的外交档案解密工作。

　　“这一时期准备解密的中苏关系外交档案有将近600卷。”姚培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外交部档案馆把这些案卷交给我们小组，要求我们一页不落地审阅，并提出了完成任务的大致期限。”

　　据姚培生回忆，在档案审查过程中，鉴定小组成员间经常要就一些重要的案卷交换意见、相互参阅。“以1963年7月的《中苏两党会谈记录》为例，这份记录长达600页，是一份机密度最高的文件。但小组成员经过认真讨论后，还是统一了意见，认为可以全部开放。”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工作人员还把原有的600卷档案按内容拆分成了2000个小卷，“原来一摞档案里有20到30个小卷，如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方会谈，其中包括礼宾活动、会谈记录等多项内容，我们在解密的过程中把它按内容分门别类，这样从目录上看一目了然，查阅起来也比较方便。”姚培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