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中苏关系演变文件

　　自2004年以来，外交部分两批先后开放了41000多件档案，时间跨度从1949年至1960年。此次外交部向国内外解密的外交档案共41097件，时间跨度则是1961年至1965年。外交部档案馆馆长郭崇立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是外交部迄今解密档案数量最多的一次，“占这一时期外交档案总数的70%，而前两批的开放比例分别为60%和30%。”

　　郭崇立说，本次解密档案中，中苏关系演变文件的开放比例为历年最高。从1963年7月14日苏联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包括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苏关系问题的指示、批示、内部讲话、情况调研报告、双边谈判记录、往来电报等文件，完整地记录了这一时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过程。其中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1963年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进行会谈；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国家关系相当紧张，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1964年周恩来出席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中国协助转运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等。

　　“这次中苏档案开放程度非常高。比如中苏两党会谈记录的详细内容，包括赫鲁晓夫接见邓小平时的所做的讲话，我们一个字都没有保留。”姚培生大使说。

　　此外，本次开放的档案中，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相关文件也同样引人关注，其中包括中方当年的应变措施和撤退人员等情况，中方释放印度战俘的声明以及具体安排，以及中方与印方交涉情况如《国防部发言人声明》、《中方向印方通报释放战俘》等文件。

　　解密中美26次大使级会谈

　　有关中国在1961至1965年间积极改善同发达国家关系的真相，本次解密的外交挡案也一一记录在册，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中美大使级会谈。自1955年至1970年2月，中美两国大使共举行了136次会谈，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此次开放档案涉及中美两国继续通过大使级会谈(第103次至128次)进行对话共26次，内容涵盖双方侨民回国、互换记者、裁军、越南战争、武器试验等，包括中方会谈方案、往来电报、谈判口径、中国抗议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领空等文件。

　　在本次解密档案中，许多有关中法建交历程的文件都是首次公开，如《法国外交部欧洲事务负责人谈中法建交事》、《黄镇向法国总统戴高乐递交国书》等。

　　此外，在本次解密档案中，公开了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同时还签署了互设常驻办事处、任命常驻代表并互派常驻记者的协议。“这些档案反映了当时中日关系的重要特点是‘以民促官’。”郭崇立说。

　　未来三年解密文革期间档案

　　据本报记者了解，根据《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对外开放。郭崇立表示，“目前档案解密工作是‘集中清理欠帐’，外交部计划争取在未来三年内完成1965年至1977年的档案解密工作，之后将实现档案逐年解密开放。”

　　郭崇立介绍，外交部解密档案有4个原则，概括而言就是“四不”，即“凡是影响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的档案不开放；凡是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档案不开放；凡是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不开放；凡是影响民族团结的档案不开放。”除此之外的外交档案都可以开放。

　　本报记者在电脑调阅时发现，很多档案文件是手写稿，如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亲自起草的文件，都是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有些谈话记录则是由当时外交人员用细钢笔手写下来的。郭崇立说，“这些都给工作人员审阅工作带来不少文字辨认上的困难。”

　　记者在调阅档案时也注意到，有关档案中不能公开的部分会以涂黑的方式加以屏蔽。据郭崇立透露，“这种遮盖技术的引用符合国际上的规范做法，避免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因一两段不能公开而不能为公众所使用的情况，提高了档案的开放比例。”

　　开放档案得到广泛利用

　　自2004年外交部公开第一批解密档案以来，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已经接待档案利用者3400多人次，其中国外利用者700多人次，包括一些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外国学者。

　　目前，这批公开的外交档案不仅为中外学者研究中国外交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成为新闻报道的生动案例和公众了解外交历史的重要渠道。许多专家都认为，外交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体现了中国政府依法治国的理念和对国民知情权的尊重，是中国外交日益自信、成熟的表现。

　　根据已经解密的档案，外交部档案馆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的第一集和第二集，以及《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 《建国初期的外交部》等一系列畅销书，使公众能够更多地了解外交决策的过程和中国外交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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