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能担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专业警察，起码缺一百万。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就议论过，中国要有三十万到五十万律师……国外来谈判，来做生意的人，都带了律师，作为他们的顾问，我们企业家为什么不带中国的律师？

　　——彭冲：《全国人大常委立法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

　　——胡乔木：《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立题词》(1986年6月)

　　本报记者周喜丰 实习生张玉锋

　　北京、长沙报道

　　1996年5月15日，对中国律师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当天，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这部法律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律师法》的颁布，构筑了中国律师制度的基本框架。中国律师业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背景之下，迅猛发展。

　　在现代社会的今天，律师的作用已远不止是打打官司、动动嘴皮子，他们有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与这个群体相关的名词有许多，比如诉讼、法治、公平、正义。当然，还有金钱与良知。

　　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从业者，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正在再一次地思考律师存在的意义和社会价值。

　　“我们要用千千万万的案子铺在地上，推着法治持久地不断地往前走。”谈及当下，北京一位律师的话语中甚至带有几分慷慨激昂的色彩。

　　1. 以律师的名义商讨国是

　　翟玉华是个大忙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的电话不停，不少都是向他反映情况的，比如司法不公、经济环境不好。调查、处理这些反映来的情况，占用了他不少时间。

　　翟玉华是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主任、党支部书记，2007年5月28日当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在2217名中共十七大代表的名单中，翟玉华是3位当选律师中的一位。在新中国58年历程中，2007年10月，他们首次以“律师”的名义参加党的代表大会。

　　继十七大首次出现律师的身影之后，2008年1月，首届全国十佳律师、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中也第一次产生了律师界的代表。

　　2008年3月进京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作为一个在业界颇负盛名的资深律师，秦希燕带去了九个议案和两个建议。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中，律师创纪录地达到了22名，比上一届增长83%。秦希燕认为，作为人大代表中的律师代表，其独特的优势就在于，律师与其他专业人员相比，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是法律，而法律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依据，律师通过执业活动，能具体和深刻地体会到行政机关管理社会事务、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司法权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切身体会，感受到法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更好地参政议政提供事实基础和依据。

　　2. 30年浴火重生

　　律师制度完善与否，被视为一个社会法治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张斌生，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首批法律院校毕业生中的一员，经历了从1954年到1957年新中国律师制度的萌芽时代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到十年动乱“无法无天无律师”的年代。随着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的出台，他站在历史潮头，成为全国第一批执业律师。

　　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张斌生执笔起草了“尽快制定律师法”的议案。1996年5月15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典，中国律师行业也开始了自己的跨越式发展。

　　在此前的1993年，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在全国律师行业实施，律师制度的改革由理论变成了现实，由“条例”上升为“法律”的条件已经具备。用一位律师的话来说，这叫水到渠成。

　　律师制度恢复初期的律师，被国家视作专政力量的一部分。那时的法律顾问处属于各地司法局的一个机构。律师则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工资由国家发，编制统一配置，而办公地点就在司法局内。

　　《律师法》正式颁布，构筑了中国律师制度的基本框架。中国律师也经历了一个身份上的变迁过程，其角色定位实现了从公职性向民间性的回归。

　　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律师事务所已发展到1.3万多家，律师队伍发展到14.3万余人。律师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其业务范围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

　　“重要的是，社会各界越来越认识到律师的作用和价值，律师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社会作用不断得到认可，不仅政府机关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省级政府部门还聘请律师担任政府参事，向律师咨询国事，请教专业问题。”秦希燕说。

　　3. “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律师行业的迅猛发展和律师在社会进程中的广泛参与，并不等于中国的律师制度已经趋于完善。

　　今年6月18日，在北京一个名叫“万圣书园”的茶馆，部分京城名律齐聚一堂，纪念美国最伟大的辩护律师丹诺逝世70周年。“像律师那样去战斗！”横幅上的八个大字十分醒目。

　　历史与现实交错，这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律师们展开了一场对于自身定位和价值的思考。活动的召集人、中国律师观察网主编赵国君说，中国律师对丹诺充满了景仰与敬佩，其中饱含的法治情怀与专业追求犹在追问：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出现丹诺那样的律师吗，或者在当下，中国律师何去何从？

　　“中国的律师现状，存在的问题，也就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呼吁、呐喊的，也就是中国律师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律师田文昌认为，对于律师首先要解决的是其角色定位问题，其近年一直在重复的一句话是：“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

　　但是，在他看来，这句话似乎从来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与回应。

　　田文昌有“中国刑事律师第一人”之称。他以代理天津大邱庄被害人控告禹作敏案而名声大震，彼时，他被视为正义的卫道者；而近年，他的当事人却多是曾经位高权重的官员或身家亿万的老板，比如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福布斯富豪杨斌和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等，田又因此被骂作“邪恶的帮凶”。

　　一次，央视《面对面》采访他，王志问他律师的职责是什么，他说是最大限度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王志追问，如果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冲突怎么办？他回答：没有问题，必须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律师。

　　今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的《律师法》中，对于律师的定义再次修改——“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写进新《律师法》。但显然，亟需厘清的一个理念是：法律对所有人都是公正的，坏人也有权利得到辩护。而对律师来说，他的当事人并无坏人、好人之区分，任何人在被法律定罪之前，都不是罪犯。

　　在田文昌看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写入新《律师法》看起来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其间的差别与内涵要得到公众的真正认知还需要一个过程。

　　4. 用千万个案子推着法治往前走

　　当下的中国律师行业，并不缺负面新闻。在不少司法腐败的案件中，都有律师违法犯罪的身影存在，比如办“金钱案”、“关系案”，为当事人“了难”等。事实上，被曝光的律师不及千分之一，但律师队伍的形象往往整体受损。

　　另一方面，律师的执业环境和办案中的“三难”问题一直广受诟病。“律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靠自己的口才和法庭上的策略而赢得诉讼的胜利？”这是法学专家贺卫方对律师所处现实司法环境的诘问。

　　但是，并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律师就无所作为，就可以不尽职尽责。赵国君认为，美国律师丹诺对正义的热爱、娴熟的辩论艺术，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无比同情，都大大升华和扩张了律师的职业属性，使律师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改造社会、关注人类、宣扬爱心、激扬美德的崇高事业，而他“永远站在世界伟大的和有能量的相反面”的对抗姿态、战斗精神恰恰又是法治精神的体现，深刻地反映了法律约束权力魔杖的艰苦努力。

　　作为一名刑辩律师，李肖霖认为，律师存在的意义便是和国家公权力形成某种对抗，在客观上维护和追求正义，“北京有一位律师说得好，我们用千千万万的案子铺在地上，推着法制持久地不断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