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风云

　　点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作为新中国旷古未有的巨大文化工程，虽在文化浩劫中经历磨难，却终至圆满完成。而承担该项整理出版任务的中华书局，则有幸成为动乱岁月中的避风港，中国文史学界的大批一流学者，也因整理“国史”获得“解放”，集体等到了风平浪静的那一天

　　★ 本刊记者/罗雪挥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号称“正史”，是历代被定为正统史学的24部史书的总称。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标点其中的“前四史”。同年9月13日，吴晗、范文澜为此召开会议，提议“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复：“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全国学术总动员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是中央交代的任务。中华书局和北京的人力很不够，整理工作进度太慢。为了促使这一工作早日完成，必须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这是中宣部1963年8月发出的调令。借调名单有：“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其中只有任铭善未到京。

　　1959年9月，顾颉刚点校的《史记》率先出版。为保障其余各史进度及质量，中华书局又申请将专家集中起来进行工作，全国学术总动员就此开始。1963年到1966年，专家们陆续到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报到，开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那是非常美好的岁月，没有太多的政治介入，人们严格地按照学术标准进行工作。”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如此评价。

　　当时参与点校工作的专家们，仍然可以埋头读书，甚至能够不参加政治学习，这是罕见的学术优待。平安度过了50年代，熬过了生活上的困难时期，知识分子们意外地受到礼遇。从中华书局留存的文字档案来看，从给来自南方的专家增加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甚至是购买蚊帐、凉席，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专家们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这更是一份难得的政治信任。

　　然而，翠微路大院也非世外桃源。随着大氛围日益紧张，曾公开说现在不应该再强调阶级斗争了，而应该强调生产斗争，改善人民生活的刘节，1965年，因其点校稿中“存在问题”，第一个离开了点校组。后来在“文革”中，学生要批斗陈寅恪，刘节竭力阻拦，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这件事至今还被人时时提起。

　　辽金史专家傅乐焕，亦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他是傅斯年的侄子，且与胡适有交往，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1966年5月，傅乐焕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自杀。当时负责点校组工作的赵守俨最后一个与他谈话，虽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但心中已有不祥之兆。“国史”整理不久遭停顿。中华书局员工统统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其办公楼也划归北京锅炉厂所有。

　　1967年5月，正“当红”的戚本禹下令继续点校工作，且可以使用“旧人”。由于当时运动正处于“高潮”，很多“旧人”已不能再来。“工农兵”参与了领导工作，要求一年内把“二十四史”都整理完成。有人还提出“圈圈点点就没有立场观点问题吗？”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如认为“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这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这次点校工作很快解体。徐俊强调，这段时间在历时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过程中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其点校结果也并未被采用，对整个点校成果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

　　起死回生

　　“总理，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材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这是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有关部门在请示并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写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当日即批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顾颉刚此时正在日记中悲叹自己“成为废人”，“此皆五年来日在惊风骇浪之中所造成者也”。顾颉刚的好朋友李平心因参与“海瑞罢官”讨论而遭遇大批判，惊呼“上当了”，遂以煤气自杀。顾颉刚最为看重的史学才子钱海岳，在两派斗争中被推下明孝陵摔死，所著《南明史》稿下落不明。而顾颉刚本人则被戴着高帽游街批斗。

　　不过顾颉刚的命运也很快因“国史”整理而出现转机，落实政策后，顾颉刚书库里的封条被揭掉了，薪水复原了，医疗关系转至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插队的子女也被调回身边。很多旧友因此而纷纷要求参与“国史”整理。虽然顾颉刚因为身体原因，并未负责具体的点校工作，但他曾为此写出了一份扩展了的《整理国史计划书》，提出要整理“野史”，出版钱海岳的《南明史》稿。该书稿后来被找回，2006年已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顾颉刚还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开列了一份点校者名单，但他不知道其中有几位已经在“文革”中去世，比如陈寅恪、蒙文通等。

　　“闲着无事”的还有自封为“准牛鬼蛇神”的启功：“我们的境遇与境况要比正式的‘牛鬼蛇神’好一些，我们是‘挂起来’。‘挂’起来很符合‘准’的定义，即先‘挂’在那儿，一旦需要就可以挑下来随时拿来示众。”1971年6月，启功被单位军代表办公室的人告知，说是“二十四师”要调他去。启功一听就蒙了：“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启功兴高采烈地前去中华书局报到。

　　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师承章太炎的王仲荦，则于当年9月重返中华书局。此前经不起领导的动员，他写了有关孔子的三篇论文。他坦承，“我已经感觉到当时‘左’的风向，感觉到在阴暗角落里，正有人在卷袖摩掌，在拿起棍子来整人。”特别警惕的王仲荦回避了孔子的思想本质，即“仁”和“礼”的问题，这是孔子讨论中的敏感部分，但终因为“放毒”而被揪了出来。躲进中华书局的王仲荦如鱼得水，这里的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藏书馆。只是没过多久，他就感叹：“大多已看过了。”

　　清史专家王钟翰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比较严重。他是偷偷跑到中华书局来上班的。一呆就是10年。“旧人”郑天挺则未能获得“解放”，南开大学当权派认为他尚需改造而不放人。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他，每天打着三角旗走在改造队伍前面，继续主管着校园厕所和道路的清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