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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国史整理风云:大批一流学者躲过劫难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26日10:59  中国新闻周刊

  “国史”风云

  点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作为新中国旷古未有的巨大文化工程,虽在文化浩劫中经历磨难,却终至圆满完成。而承担该项整理出版任务的中华书局,则有幸成为动乱岁月中的避风港,中国文史学界的大批一流学者,也因整理“国史”获得“解放”,集体等到了风平浪静的那一天

  ★ 本刊记者/罗雪挥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号称“正史”,是历代被定为正统史学的24部史书的总称。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标点其中的“前四史”。同年9月13日,吴晗、范文澜为此召开会议,提议“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复:“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全国学术总动员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是中央交代的任务。中华书局和北京的人力很不够,整理工作进度太慢。为了促使这一工作早日完成,必须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这是中宣部1963年8月发出的调令。借调名单有:“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其中只有任铭善未到京。

  1959年9月,顾颉刚点校的《史记》率先出版。为保障其余各史进度及质量,中华书局又申请将专家集中起来进行工作,全国学术总动员就此开始。1963年到1966年,专家们陆续到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报到,开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那是非常美好的岁月,没有太多的政治介入,人们严格地按照学术标准进行工作。”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如此评价。

  当时参与点校工作的专家们,仍然可以埋头读书,甚至能够不参加政治学习,这是罕见的学术优待。平安度过了50年代,熬过了生活上的困难时期,知识分子们意外地受到礼遇。从中华书局留存的文字档案来看,从给来自南方的专家增加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甚至是购买蚊帐、凉席,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专家们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这更是一份难得的政治信任。

  然而,翠微路大院也非世外桃源。随着大氛围日益紧张,曾公开说现在不应该再强调阶级斗争了,而应该强调生产斗争,改善人民生活的刘节,1965年,因其点校稿中“存在问题”,第一个离开了点校组。后来在“文革”中,学生要批斗陈寅恪,刘节竭力阻拦,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这件事至今还被人时时提起。

  辽金史专家傅乐焕,亦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他是傅斯年的侄子,且与胡适有交往,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1966年5月,傅乐焕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自杀。当时负责点校组工作的赵守俨最后一个与他谈话,虽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但心中已有不祥之兆。“国史”整理不久遭停顿。中华书局员工统统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其办公楼也划归北京锅炉厂所有。

  1967年5月,正“当红”的戚本禹下令继续点校工作,且可以使用“旧人”。由于当时运动正处于“高潮”,很多“旧人”已不能再来。“工农兵”参与了领导工作,要求一年内把“二十四史”都整理完成。有人还提出“圈圈点点就没有立场观点问题吗?”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如认为“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这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这次点校工作很快解体。徐俊强调,这段时间在历时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过程中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其点校结果也并未被采用,对整个点校成果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

  起死回生

  “总理,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材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这是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有关部门在请示并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写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当日即批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顾颉刚此时正在日记中悲叹自己“成为废人”,“此皆五年来日在惊风骇浪之中所造成者也”。顾颉刚的好朋友李平心因参与“海瑞罢官”讨论而遭遇大批判,惊呼“上当了”,遂以煤气自杀。顾颉刚最为看重的史学才子钱海岳,在两派斗争中被推下明孝陵摔死,所著《南明史》稿下落不明。而顾颉刚本人则被戴着高帽游街批斗。

  不过顾颉刚的命运也很快因“国史”整理而出现转机,落实政策后,顾颉刚书库里的封条被揭掉了,薪水复原了,医疗关系转至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插队的子女也被调回身边。很多旧友因此而纷纷要求参与“国史”整理。虽然顾颉刚因为身体原因,并未负责具体的点校工作,但他曾为此写出了一份扩展了的《整理国史计划书》,提出要整理“野史”,出版钱海岳的《南明史》稿。该书稿后来被找回,2006年已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顾颉刚还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开列了一份点校者名单,但他不知道其中有几位已经在“文革”中去世,比如陈寅恪、蒙文通等。

  “闲着无事”的还有自封为“准牛鬼蛇神”的启功:“我们的境遇与境况要比正式的‘牛鬼蛇神’好一些,我们是‘挂起来’。‘挂’起来很符合‘准’的定义,即先‘挂’在那儿,一旦需要就可以挑下来随时拿来示众。”1971年6月,启功被单位军代表办公室的人告知,说是“二十四师”要调他去。启功一听就蒙了:“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启功兴高采烈地前去中华书局报到。

  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师承章太炎的王仲荦,则于当年9月重返中华书局。此前经不起领导的动员,他写了有关孔子的三篇论文。他坦承,“我已经感觉到当时‘左’的风向,感觉到在阴暗角落里,正有人在卷袖摩掌,在拿起棍子来整人。”特别警惕的王仲荦回避了孔子的思想本质,即“仁”和“礼”的问题,这是孔子讨论中的敏感部分,但终因为“放毒”而被揪了出来。躲进中华书局的王仲荦如鱼得水,这里的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藏书馆。只是没过多久,他就感叹:“大多已看过了。”

  清史专家王钟翰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比较严重。他是偷偷跑到中华书局来上班的。一呆就是10年。“旧人”郑天挺则未能获得“解放”,南开大学当权派认为他尚需改造而不放人。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他,每天打着三角旗走在改造队伍前面,继续主管着校园厕所和道路的清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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