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里的“流金岁月”

　　1971年，“国史”整理再度启动，部分点校任务分至上海，前期搜集的资料和校勘成果也随之转到上海，整理完成仍用中华书局名义出版。中华书局部分职工返京，没有地方办公，便进驻了原先是文联办公地点的王府井大街36号楼。上个世纪后半期，中国最为优秀的一批历史学家几乎都汇聚在这里。1976年5月26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二十四史”座谈会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牟润孙慨叹：“就公布的名单中，知道有精于地理的谭其骧、专攻辽金元的翁独健以及对南北朝唐史深通的唐长孺，治中西交通和学术思想的白寿彝。”

　　“外头还在干革命，里面等于进了沙漠绿洲。回到了真正做学问的年代。” 第一批从干校返回北京、时任《金史》责任编辑的崔文印回忆。心情空前舒畅的启功在工作之余或午休的时候又忍不住写写画画起来，随便抻一张纸，信手挥几笔，成为了中华书局一景。

　　中华书局给王仲荦提供的是一张乱世里的书桌。王仲荦在山东大学有办公室，但是他从来不去，如果学校里有事，校长、书记都上他家里来开会。中华书局则是他呆了10年的唯一的办公室。他在动乱中长大的孩子们，多年以后才知道父亲原来会写诗，而且受到过章太炎的赞誉。王仲荦解释，诗都是有感而发的，但是这个时代有感而发就会出问题了。但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时间里，他乘兴留下了不少诗词，如“校书才搁笔，还对水仙花”。点校之余，王仲荦抽空整理了自己的旧著。这些作品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夫人郑宜秀在新版王仲荦著作集《前记》中譬喻了这段时光：“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而这个完美世界又常常在那个时代的黑暗衬托下，诚如雨天里的布谷鸟，近处听着，它的叫声没有别的鸟儿响亮，然而，只有它的啼唱才能在南国秋雨的烟朦中传得很远。”

　　“国学”的星星之火

　　“经北京、上海两地80多位工作者共同努力，廿四史于1973年底校点完毕，至1978年全部出版。”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一书里记载。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介绍，该项工程历时20年，每个阶段从事点校工作的人都不同，而且有些院校是集体参与，算上弟子门生，包括中华书局的员工，全部参与该项工作的人数约为300多人。

　　点校组的专家们在“国史”整理中躲过了劫难，陆续回到了原单位，结束了他们的借调生涯。1975年，王仲荦做诗《十年》，其中有一句“史局汗青欣有日”，意即二十四史点校工作行将完成。按照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一文，他正式离开中华书局的日子是1976年8月，此时“文革”行将结束。比他更早进入中华书局的启功，则在1977年完成了自己的校史生涯，风云变幻的北京已渐渐恢复了平静。1978年，“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出版。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出版在海内外引发了轰动，各种旧版本几乎全部被替代，成为最权威、最通行的“国史”标准本。香港《大公报》连续对此进行报道，且指出，这“反映了我国对待古代文化遗产严肃和认真的科学态度”。

　　点校工作亦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周清澍在《〈元史〉点校的经历和体会》中记载，当年翁独健和邵循正两位老先生既要负责标点，又要兼顾校勘，很欢迎学生参加。周清澍表示：“我们每天都能碰到标点和校勘中大量的疑难问题，分头充分查考，完成了一两个人一二十年的工作量。”《金史》责编崔文印亦获益匪浅。《金史》由张政火良负责点校，每当崔文印的有些标注有道理时，他就用铅笔在旁边批“很好，全文照抄”等。崔文印此后潜心于金史研究，撰有《大金国志校证》《靖康稗史笺证》。

　　2006年5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修订工程正式启动，修订工程办公室负责人徐俊介绍，当他们前往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联系修订适宜时，反馈很积极。正是早年的点校工作，发展出了一批特色学科，比如武汉大学，至今还是国内南北朝史研究的重镇。不过，徐俊坦言修订工作的紧迫性亦来源于此：“学术界能够胜任且愿意做的人越来越少。我们现在不做，再过个十年，学术力量储备和先后衔接上也会出现问题。”根据目前的工作进展，中华书局预计将在2012年，即中华书局创办100周年之际，先行出版影响最大的“前四史”修订本。比如《史记》，这部史书当初曾经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如今则将为国学“百年老字号”中华书局志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