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新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8周年。

　　据媒体报道，中国股民开户数已过亿，越来越多人的命运与股市密切相连。而在18年前以及更早，可以说国人还不知股票为何物，更不用说股票交易所。18年前，就在上交所宣布成立，甚至正式开业前，它的筹建者还一脸茫然———我们建的是一个证券交易所吗？18年后，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说，筹建上交所时，“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不知股票该怎样交易，也不知交易场所长成啥样，一切都是从有限的资料中摸索，凭着对概念的理解，推导而行。

　　开发浦东，上海要搞股票交易所

　　1989年11月，34岁的尉文渊为了照顾怀孕的妻子，告别了在国家审计署的京官生涯，回到了上海。

　　他被分配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工作，金管处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证券市场。尉文渊分管国库券和证券等方面的工作。他与证券市场的联系就此开始。

　　此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正在筹划开发浦东，开发预算总规模几千亿人民币。

　　当时上海是新中国的“长子”，要尽最大的资金奉献责任，大部分财政收入要上交，要做浦东开发如此大手笔的事情，有些天方夜谭。这时候，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向朱镕基建议：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得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

　　这个建议打动了朱镕基。

　　不过，当时的情况是，北京早在1989年1月15日就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下称北京联办)。现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的王波明回忆，当时，交易所建在北京是主流意见。不过，1989年6月后，在北京建股票交易所的工作被搁置，于是就给了上海机会。

　　而上海又具备许多天然优势。上世纪80年代上海持续发展，人均生产总值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上海1984年首次向社会发行股票，已培养了社会对股票市场的一定认识。

　　1989年12月，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搞活上海金融”座谈会上，朱镕基当场确定，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注：当时认为“股票”一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改用较为中性的“证券”，当时上交中央的方案中也提到以国债为主然后逐步转为国债与企业债务、股票并重)，抽调上海人行金管处处长王定甫、北京联办综合计划部主任章知方等六人组成办公室，负责调查研究起草可以进行实施的操作性的方案。

　　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自此启动。

　　国务院于1990年6月2日正式批复：考虑到上海市目前已有一定的证券交易量，以及开发浦东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趋势，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成立心切，筹建时间只有半年

　　三人小组向朱镕基建议，筹备工作由上海市牵头，请北京联办的同志协助。王波明清楚地记得，当时朱镕基把“协助”两字划掉，改成“合作”。

　　三人小组主要对上交所的成立提出意见和方案，具体事务则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当时人民银行筹备小组人少，而大家又都不懂证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他们写报告提建议：争取1991年一季度正式成立。朱镕基在报告上批道：“这个时间太晚了，要在年内成立。”此后，朱镕基在1990年的五六月份访问香港，新加坡和美国时，宣布上交所将在年底开业。

　　于是，留给筹备组的时间只有半年多。这让刚成立几个月的筹备小组倍感紧张。而此时，筹备小组组长王定甫调回了人行工作。

　　谁能胜任，让谁去接着干？这个难题摆在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的面前。

　　在这个时候，尉文渊自告奋勇提出愿意去。尉文渊说，他当时想，自己才30多岁，又刚刚来，不如去吃点苦，做一点成绩，让新工作单位的领导考验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

　　1990年7月3日，尉文渊正式接到通知，去担任筹备小组组长。

　　当时筹备上交所在人行系统里是个小角色，领导安慰他说，“你去后做好两件工作就行，一是把证券交易所建立起来，二是找好接班人，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