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岱峻

　　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对各门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涉猎的范畴有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它是一种“直接观察法”，使研究不再停留在传统的“书斋”。早期人类学调查是“一个人的工作”，也有夫妇协作调查的，如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闻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就曾和先生一同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Samoa)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与外界的维系是当地一个美国海军基地。一个人知识有限，夫妻协作，配合默契，也可以克服长期野外生活的孤独和种种不适。

　　在国外，夫妇俩或男女同事一起相伴做田野调查并不罕见。问题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

　　1934年夏天，丁文江(在君)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不久，即致函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孟真)，禁止研究人员携眷外出调查。此令一出，立刻招致史语所二组(语言组)主任赵元任、专任研究员李方桂的激烈反对。两人在国际语言学界都有影响。赵太太杨步伟的祖父是佛学大师杨仁山，李太太徐樱的父亲徐树铮是北洋将领。这两对新派夫妻一向被视为神仙眷侣。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甚至提出辞呈。面对赵、李的坚决意志，傅斯年万般为难。按说，禁令若非他的主意，至少丁文江事先会征求他的意见。他于8月4日致电三组(考古组)主任李济：“赵坚持弟须同意携眷调查原则；李仍辞。弟毫无办法，乞兄主持。”这个烫手的山芋，李济自然不会接，他回电傅斯年，“二组事弟不便主持，若兄有何驱使自当遵命。”(台北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元234-9；以下简称“傅档”)这种事最好的办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傅斯年的性格又做不到。

　　遭受如此激烈的反弹，丁文江也始料未及。最后，他只得“与元任当面细谈两次，一切已有比较满意之解决”，“允将先前致史语所之正式函撤回”。

　　另一当事者李方桂，原本有赴云南调查倮倮语的计划，因禁令改弦易辙，取消了云南之行。丁文江闻此，8月29日即致函傅斯年表明态度：

　　云南调查事，弟始终主张。其所以中途变计者，在兄方面以为藉此调停，在弟方面则完全因为兄引‘法律’，一事未了，不添事之原则而放弃。目前弟未进行者，(一)仍固尊重兄意；(二)不欲再使方桂发生任何误会。故如方桂肯行，弟依然赞成。否则弟不主张。(傅档：III：202)

　　直到9月3日，丁文江还向傅斯年谈起此事的后遗症：

　　彼允函方桂，力劝其不再辞职，望兄在平斟酌设法(元任云，适之拉方桂甚力，此恐不确)。(傅档：档号III：205)

　　当时，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力邀李方桂到北大任教，接任刘半农病逝后遗下的“语音学讲座”教职。丁文江与胡适是朋友，越想越气，处境甚是难堪，竟“以去就争之”。后经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斡旋劝阻胡适的“挖人”行动，最后改请罗常培出任“语音学讲座”教职，事情才大体告终。

　　李方桂的云南之行则因此延宕至1940年春，他带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马学良同行。后来马学良成为彝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权威，成了那次“反对携眷风波”的间接受益者，此是后话。

　　此后，赵元任也未有过携眷外出做田野调查的记录。

　　董作宾携女友同行

　　孰料一年之后，风波再起。

　　1935年3月10日，史语所在河南安阳(旧称彰德)侯家庄西北冈开始第十一次殷墟发掘，所获极丰，震惊世界。发掘了大墓四座，小墓四百一十一座，出土牛鼎、鹿鼎、石盘、铜盔、戈、矛等，石器、玉器多件，以及精美的象牙碗、鸟兽形仪仗等。4月初，董作宾(彦堂)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前往考古工地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他是史语所的元勋，殷墟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发掘的主持人，此后又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开始对甲骨文全面研究，提出甲骨断代的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董作宾此次到工地，有些欣欣然，竟携女友熊海平同行，同寓史语所安阳办事处。4月9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傅档：元23-32)李济的本意是木已成舟，只能杜绝环境和舆论的纵容，也想把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傅斯年怒不可遏，自请“革罚”

　　事情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讲了此事。傅斯年怒不可遏，4月10日致电史语所，自请“革罚”：

　　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指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傅斯年致史语所电，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傅斯年下“罪己诏”，大动肝火，其来有自：1934年夏，他与原配丁夫人离婚。其时，丁夫人在济南陪侍傅母家居，而傅斯年游学任职在外，两人同处之日颇少，嗣以新旧习惯不同，遂告离异。8月5日，傅斯年与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俞女士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长于文学，其兄俞大维与傅斯年同学友好，经俞大维介绍与他们相识。此事自然引起一场风波，他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

　　看到所长傅斯年的“罪己昭”，李济也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揽咎于己，自请处分：

　　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惟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此时孟真如在假期中(“如”字疑为“尚”字之误)，代理所长职者，弟也；

　　(二)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

　　(三)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之工作站，为弟主持之事业。

　　据此，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3册，245-246页)

　　董作宾始知闯下大祸，心有戚戚，当日也向傅斯年李济致电请罪，表达愧意：

　　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4页)

　　解铃还须系铃人。4月11日，李济致电梁思永，“请敦劝彦堂实时返京”(傅档：元23-33)。梁思永是殷墟工地的负责人，处在漩涡之中。4月12日和13日，他接连给李济回电，报告事件进展：“得知孟真、中舒、彦堂三人皆因孟真认为彦堂伴女友来彰参观有伤研究所风气而辞职,事件严重已成僵局,弟对此事‘真相’不可不说明”；“彦堂明早赴平(指北平)，辞意坚决，决非弟力能挽留”；“彦堂与女友同行一事所引起之风波对工作站影响显著,到处都是不安与惶惑。故盼吾兄早日决定以后计划,如能提前来彰更妙。又研究所如决议挽留辞职各位,恐吾兄需亲往北平敦劝。”(傅档：考4-6-11、12)

　　为稳住阵脚，安抚同人，李济4月14日再致电梁思永，“彦堂事正设法转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