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出面调解

　　一时间，傅斯年、李济、董作宾以及梁思永都要辞职，史语所的“新学术”大业岂不中道而废？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闻讯后，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调解。4月11日，他先通过徐中舒说项：

　　兹奉上致彦堂兄一函，乞为转交。兄致孟真书有“为彦堂终身幸福”云云，弟意，“终身幸福”云者乃即终身工作之谓，有室家之乐不过工作必需之条件，本兄前书意，望兄善为弟等解释，使彦堂勿负气求去也。去岁弟反对元任、方桂挈眷旅行事，与此似异而实同，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孟真谓为“风纪”，实不如谓为“风气”之为得也，一切统希兄善为说辞为荷。(《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7-248页。)

　　丁文江这封信点到了问题的实质，“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这也就是一年前丁文江颁发“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的真实原因。那时做田野，尤其是考古发掘，除了风餐露宿，生活艰苦，还得遭受地方势力官商勾结的排斥，盗墓贼的打击……所以在“前线”强调“官兵”平等，自有它的合理性。

　　董作宾携女友的定性，“风纪”与“风气”，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前者事关道德，后者责在舆情。事实上，董作宾离婚而恋上一女生早就不是新闻。董原来的婚姻为父母之命，结婚后因性情不合，双方均感痛苦，1934年12月23日即与前夫人协议离婚，共登声明于《中央日报》。1935年1月6日，殷墟工地上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潘悫给同事李光宇的信中就提到，“董先生结褵大典，同人有何表示？”(傅档：考4-8-5)那时，同人便以为董作宾已经或者即将“结褵”。因此照董作宾看来，携女友并非偷偷摸摸的苟且之事。但董也许有些不便言说的原因，或者是双方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难题，于是对外并未张扬，仅以女友处之，殊不知这一来反而引起外界的猜测，引发轩然大波。

　　丁文江一边劝说傅斯年李济等人，一边开导董作宾。他在4月11日致董的信里，殷殷陈词：

　　昨晨接孟真来电辞职，济之卧病亦有书来引咎，今晨复由所转来兄自彰德所发灰电，孟真亦自平来，略悉一切经过。兹略就弟个人所见，为兄陈之。研究院为纯粹研究科学机关，对于其职员之私人行为无干涉之必要，且无干涉之可能。但职员行动牵设[涉]研究院时，则公私方面均应极端慎重，此原则也。持此原则以衡此次之事实，则兄招待女友赴彰德，事先当然应得孟真或济之同意；何况兄之女友又同寓彰德之办公所乎?孟真之所谓“风纪”问题当即指此。孟真、济之皆极爱兄，恐兄不谅，故不肯相责而自引咎辞职，并非欲以此逼兄，此意兄当能知之。弟意，请兄善自反省，即致孟真、济之一函，对于事前未征同意，诚意道歉，则事即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之下，研究学术非有机关不可，求一相当之机关，谈何容易，任何人皆不可轻言辞职。弟当以此意告孟真、济之及元任。兹谨以之告兄，请兄幡然改图，勿作去意，勿以良友之忠言为逆耳也。(《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9-252页)

　　丁文江又动员胡适出面说情。董作宾1923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正值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大力提倡研究国学。两人有师生之谊。丁文江在4月1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

　　今天给你一个电报，请劝董彦堂勿辞。想已收到。现在我把有关系的函电都抄一份送给你，请你向彦堂解释。经过之事实本很简单。彦堂新与其夫人离婚，另外追求一个女学生。事前未向孟真和济之说明，就把这位小姐带到彰德去，并且住在史语所办事处里面。孟真知道就打电报来辞职(参观原电)。

　　此外的事实和我个人的态度，你看了抄件自然明白。我所要函请你向彦堂说明的：

　　(一)孟真对于他无丝毫的恶意。他本来是容易冲动的。他去年离婚的事，至今不免内疚，所以有这次的爆发，懂得他心理的人，很容易明白。

　　(二)我给彦堂的信，是与孟真、彦堂两方面找台阶下台，并非要责备彦堂。目前孟真的冲动已经大体过去，只要彦堂不辞职，我想就没有什么问题。

　　无论你如何忙，请你务必向彦堂解释，请他打消辞意。(《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181-182页。)

　　然而，此时董作宾也许是见木已成舟，遂心如铁铸，打定主意择枝他就。他向丁文江申辩自己的行止，对傅斯年犹有怨言。

　　4月24日，丁文江再致董作宾一封长信，声声入耳，字字在理：

　　适之来，得奉十五日手书，适赴申开会，遂未即覆，惟请适之先致一书，劝兄以工作为重，并述孟真态度，想已入览。兹请再就兄书所言各点，略为申述如下，请兄平心静气，一细思之。

　　孟真以“携女友在办事处”相责，弟前书已言此乃“风气”问题，与“风纪”无关，此语孟真亦以为然。故兄来书所言在彰德住宿详情，当然不成问题。弟所不能已于言者，兄以为女友“往安阳参观，此是彼自己意志之自由，宾纵是好友，不能强携之去，更不能强止其行……此次偕同友人沿途招待，并介绍其参观……当然无请示上司得其同意之必要”。又云“招待远道参观之女宾……□之住冠带巷办事处者，此为发掘团主持人思永之责。…宾此行乃是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亦是客人，无权支配发掘团办事处房屋”，兄草此时当系盛怒未消。此时事过多日，仔细思之，当亦觉上列各语之不能成立。假如本院同人态度皆如吾兄，则凡本院同人之男女朋友均各本其“自己意思之自由”，不经任何人之同意赴安阳(或其他工作处)参观，兄诚思之，事实上有是理乎?

　　允许住冠带巷办事处者诚为思永，然苟无兄之介绍，思永何以识某女士，何以而许其住办事处乎?

　　兄虽为文化机关代表，同时仍系本院职员，此次不管责任若何，兄固不能卸除也。

　　弟上函言之，兄前信所言当系情感激刺时所发。此时当亦未必坚持此意。弟为公、为私，不能不向兄解释，并非欲以此相诘责也。

　　至于兄与孟真个人关系，弟尚有数言欲为兄告。

　　第一，孟真为人极易冲动。冲动之时如火山爆发，自己不能制止。彼对于任何人(弟亦在内)皆是如此。并非彼系兄之“上司”而欺负吾兄。

　　第二，此次孟真之冲动是否合理，姑不具论：而其冲动乃系实情(彼之出汗等等，中舒及莘田均亲见之)。

　　第三，彼不函责吾兄而自引咎辞职，正因彼与兄私交较深之故。假如系吴定良而非吾兄，则彼必不肯引咎辞职。

　　关于最后一点，弟还有声明。兄等与孟真私交甚厚，平日形迹极端脱略，弟常引以为忧。因遇有公务时双方反因此而易生误会。弟每见遇有“上司”观念不应完全不顾时，大家皆只知顾全友谊，反之朋友平常忠告与所谓“上司”毫无关系者，言者常有顾忌，听者不免猜疑。此次孟真及兄之举动皆不免受此种影响。兄如信弟言之不谬，则气亦可稍平也。

　　弟之结论如上次。在中国今日觅工作机会，谈何容易。兄对于本院、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皆不可求去。即以“上司”论，欲求如傅盂真其人者，亦未必十分容易。回忆弟二十年之“上司”，不禁觉得兄等皆幸运之骄子也。余托适之面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53-259页。)

　　丁文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使董作宾回心转意。4月30日，李济致电傅斯年，“请示彦堂行期”；同日，罗常培致电李济，“请电迎彦堂南下”。(傅档：元23-35、36)5月1日，李济致电董作宾，“希即日命驾”。次日，董作宾回电“将抵京”。5月10日，董作宾致函傅孟真，“述心情及工作状况”。(傅档：元16-1)

　　一池春水，又归于静。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年冬天，董作宾与女友熊海平在南京结婚。他后来回忆此事谈到丁文江说：

　　丁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在民国二十四年，那时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我在北平，他在南京，他曾一再写长信去劝我，他以摆着一副老大哥的面孔，写了许多诚诚恳恳的话语，举出许多他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放弃自己的偏见，服从在他的指示之下。(董作宾：“关于丁文江先生的《爨文丛刻》”，载《丁文江这个人》183页)。

　　那年，董作宾四十岁。1940年，避难昆明，他为自家在龙头镇皮营村的斋号取名“平庐”。五十岁后，董作宾号“平庐老人”，在书写的甲骨文书法中也常使用“平庐老人”的印章。董作宾夫人名海平，有人臆测。平庐者，爱妻之心也。

　　(本文参考了潘光哲《丁文江与史语所》一文，载《新学术之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10月出版，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