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3]李福善不是别人正是郑和

　　　地宫出土的文物考古证明，文物组合是一次御祭活动，这次御祭应当与地宫安葬的这位功臣有关。喇嘛塔铭文李福善的字迹与郑和长乐碑的笔迹十分相似，这位李福善不是别人，正是郑和

　　　为了弄清楚李福善究竟是谁，葛晓康把三组文物重新组合，发现释迦涅槃像、喇嘛塔、红砂石金刚宝座、1件青花莲花纹瓷罐和3件青花杂宝纹瓷罐，组成1座小型化了的金刚宝座塔，这种塔是仿印度的佛陀伽耶精舍而建。塔的铭文表明是一次御祭活动，毫无疑义，这次御祭应当与地宫安葬的这位功臣有关。根据“殁与战阵者，官给”的丧葬制度来看，这位功臣应当为此以身殉职，时间应为宣德八年，即1433年。那么，发生在宣德五年，1430年有几万官兵参加的第7次下西洋无疑是国家大事，郑和是其主帅。据史料记载，郑和第7次下西洋前曾在牛首山祭祀过，这组文物复原后，葛晓康茅塞顿开：“文物组合说明是郑和第7次下西洋祭天之坛城。”

　　葛晓康根据地宫出土文物并结合《前闻记》的记载，看到，在宣德元年到宣德八年之间，只有郑和奉圣旨率领的第7次下西洋船队于1431年1月19日离开南京时的这件国家大事才具备参加郊祀的条件，所以，“坛城”应为船队即将离开南京时，于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一日，1431年1月14日奉旨在牛首山举行“郊祀牲”时留下的宝物，后应供奉于弘觉禅寺卧佛阁，最后作为赐葬和镇塔的象征放入地宫。经过研究，葛晓康发现，郑和为了使祭天之物不被反对派毁灭并能将其丰功伟绩留传后世，以及祈望在佛教圣地牛首山能够修成正果，而精心设计了这一暗线“铭文”。

　　喇嘛塔下枋的正面和背面分别錾刻楷书铭文，前面为“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背面为“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已故的厦门大学教授庄为玑先生曾经说过，“长乐碑文字工整，也许是他下西洋最后留下的笔迹。这个笔迹是郑和一身十分可贵的文物。”而喇嘛塔铭文的字迹与长乐碑的笔迹十分相似。葛晓康说：“这位李福善不是别人，正是郑和。”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从永乐元年姚广孝题记的《佛说摩利支天经》中找到了记载：“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那么郑和为什么在其法名福善前冒以“李”姓？葛晓康考证说，当明成祖朱棣去世后，郑和失去了知音，年轻的宣宗又对他极端地不信任，反对派掌握了实权。为此他预感到自己的后事，他在江苏太仓和福建长乐各立了一块碑，一稿两刻，目的是防止反对派破坏，为7次下西洋的伟大事业留下一份信使。另外，弘觉禅寺是南唐李昪施舍建立的，李昪死后就安葬在牛首山的南唐二陵。喇嘛塔铭文“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更是一语道破郑和的心机，这就是他乞望与李先主一样，在牛首山弘觉禅寺永远供奉佛祖，即身后也能安葬在牛首山。“这是一次巧妙的有意安排。”葛晓康这样认为。

　　　[证据4]弘觉寺塔应为“郑和德塔”

　　　一件青釉舍利盖罐的纹饰终于被解开迷底，为盛放郑和骨灰而用，里面有郑和的牙舍利，是郑和精心设计。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石刻铭文《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证明弘觉寺塔为郑和德塔

　　而地宫里的一件青釉舍利盖罐的纹饰，更是引起了葛晓康的浓厚兴趣。经过多年研究，他终于解开了这个神秘瓷罐的迷底。瓷罐盖面“水”字形的纹饰，竟然是一个甲鱼壳，它和周围的六朵小花寓意“花甲之年”。这个组合纹饰的成功破译意义重大，从佛教上看，青釉舍利盖罐上的三层纹饰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地下。相对应的解释是，盖面纹饰系指死者于“花甲之年”升天；罐身中部的7朵小花纹饰系指死者生前曾在人间所从事7次下西洋的辉煌业绩；一般来说，只有佛和菩萨才使用莲花座，莲花瓣片数的使用在佛教中有较为严格的规定，佛祖使用千片莲花瓣，一般佛和菩萨使用数十片左右的莲花瓣，所以，该罐使用的三片莲花瓣纹饰可能特指罐中的逝者。所以罐身底部的3片大莲花瓣纹饰系指死者“三宝太监”，因郑和原名叫马三宝。青釉舍利盖罐里的一颗人牙，无疑是郑和的牙舍利。另外一颗牛牙证明郑和是客死于印度古里，因为印度有个习俗，视牛为圣兽。1433年郑和死时是牛年，所以，当地给予了这位客死他乡的航海家以最高的荣誉。葛晓康认为，根据“花甲之年”推算，郑和的生卒年为1373—1433年，郑和在世整整60岁。如果说青釉舍利罐外的纹饰是一篇别具一格的墓志铭，那么喇嘛塔铭文则是一通风格独特的赐葬墓碑。青釉罐应为盛放郑和骨灰而用，这件文物应定名为“郑和骨灰罐”。

　　葛晓康还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的鼎力相助下，他对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提供的原南京碧峰寺里一块石刻铭文《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进行了考证，发现模糊的字迹中隐隐约约有“圣皇大恩，师浴麓德塔□”字样，并考证出撰文者正是任第7次下西洋的副使太监周满。因此，“应当为弘觉寺塔正名为：‘郑和德塔’，这座塔毫无疑义是郑和的真身墓葬，为宣德皇帝所赐葬。”葛晓康说，虽然郑和由于劳累过度而客死他乡，但正是由于他当年的精心设计，“坛城”才能得以保存，弘觉寺舍利塔才能历经多年风雨、战乱的磨难而神奇地保护下来，地宫的秘密才能严守至今，这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如果郑和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也会为此感到欣慰。“我们甚至还可以说，郑和德塔不仅是郑和的归葬处，也同时是为古代中国人民七次下西洋的伟大壮举而树立的一座丰碑。”

　　[相似]郑和德塔仿大报恩寺琉璃塔？

　　结构上参照皇家大内建筑图式

　　　南京博物院考古学家张正祥认为，牛首山郑和德塔在砖木楼阁式结构上，参照了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大内建筑图式，是大报恩寺塔的缩影。因此，保存至今的“郑和德塔”对于南京大报恩寺塔的复原具有实物参考价值。当年建造大报恩寺塔时，烧制了三套完整的塔身构件，以供日后维修时更换。可是史料记载中的那两套构件，究竟埋藏于何处。由于年代久远，确切地点如今仍是个谜。

　　　葛晓康介绍说，郑和德塔是一座十分典型的七级，外八角内四方、隔层错角的空筒式结构。近期，南博考古专家再次对宏觉寺塔进行了测量，塔高为36.65米，若加上原来培刹，高约45 米。塔的底层有须弥座高77厘米，边长3.85米，由红色花岗岩加工拼制而成。现塔心木已毁，但顶部屋面的瓦垄仍很清楚。数百年来，塔的主体未见倾斜，虽然外壁砖部分风化、脱落，砖石主体结构保存较好。“从塔的结构上看，与大报恩寺塔极其相象，只是体积小些，郑和德塔是七级，大报恩寺塔是九级。是是南京地区现存年代最早、最大的楼阁式古塔。如今看到的塔身，是1994年进行重修后的面貌，但不见了古意。”

　　　对于两塔相像证据之迷，专家认为，并不难解。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朱棣敕工部于原址重建，“依大内图武，造九级五色琉璃塔，曰第一塔，寺曰大报恩寺”。大报恩寺的修造，由郑和等人担任监工官。大报恩寺在永乐、宣德年间建造，正值郑和率领下西洋船队多次远洋海外之时，因而，郑和对这项工程难以全力照顾，工程进展缓慢，弊端展现。为此，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朱瞻基特下御敕，要此时已出洋回国任南京守备的郑和“即将未完处，用心提督”，限期完工。竣工以后，郑和还特地把从海外带回来的“五谷树”、“婆罗树”等奇花异木种植在大报恩寺内。因此说，郑和为修建大报恩寺付出了大了大量精力，他希望日后能有类似的葬所。而且郑和德塔的建造得到了皇帝的赐葬。

　　[传闻]郑和七次下西洋寻找什么？

　　朱棣想找“受命于天”的玉玺

　　　为什么郑和要7次下西洋？他又是去寻找什么呢？ 1403年，这一年，中国有两个皇帝，即6月以前是建文帝朱允炆；6月以后则换成了明成祖朱棣。1405年，朱棣派郑和组建了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舰队，驶向埋伏着巨大风险的茫茫大海。有人把目光集中到一个神秘人物的消失上，而这支庞大的船队，就是为了寻找到这个人。这个价值超过一支远洋船队的重要人物不是别人，而是朱棣通过4年战争推翻的哪个皇帝——建文帝朱朱允炆。据《明史。恭闵帝本纪》记载，朱棣在攻入南京金川门的当天，“宫中起火，帝不知所终”。一场大伙遮蔽了建文帝的去路，他是蹈火自焚，还是趁论远逃？这个疑问一直令朱棣如坐针毯。因为朱棣在“六月夺嫡”，攻占南京紫金城后，却没有找到王朝的玉玺，那块“受命于天”的玉玺，使朱棣陷入尴尬。

　　　走头无路的建文帝慌乱中找来老皇帝留给他的一只铁箱，打开箱盖，发现一张羊皮裹着的地图，显然是为他准备的逃亡之路。于是，朱允炆穿上袈裟、草鞋，戴上僧帽、度牒等物，削发扮作僧人，经由孔庙逃出南京城。追踪者一直追到了泉州，苍茫的大海使追踪者然止步。朱棣开始怀疑是否有一艘阿拉伯商船把朱允炆带到海上。逃亡的朱允炆是否曾看过南京文渊阁里藏着的一幅《混一疆理图》，图上表明的世界尽头，是南非的好望角。1424年朱棣北伐边疆途中长逝，朱允炆仍然没有下落。1430年6月，郑和最后一次踏上征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远航。1433年7月22日，船队如期归来，航行者中没有发现郑和。蔡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