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欣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森林大火。一起令193人葬身火海，5万人流离失所，烧过100万公顷土地，熊熊燃烧了25个昼夜的森林大火。

　　当一场罕见的火灾正愈烧愈烈，令举国上下为之揪心不已之时，媒体究竟该如何对待它和反映它，没有任何书本或现成的经验可寻。

　　这就是1987年5月14日摆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面前的难题。

　　此时，大兴安岭林场的大火已经整整烧了一周。中国青年报记者雷收麦、李伟中、叶研和实习生贾永整装待发，将要奔赴火场。

　　临行前，报社同仁叮嘱他们：“切记，不要再把悲歌唱成赞歌！”

　　听不见灾区呼天抢地的悲声，看不到灾难现场的丑恶现象。丧事当作喜事办，小灾小歌唱，大灾大胜利。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往往在记者们神奇的笔下，瞬间化为一曲曲共产主义的凯歌。这是当时新闻界根深蒂固的灾难报道的路数。

　　曾参与这场报道，其后获得范长江新闻奖的本报记者叶研回忆，比如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新闻媒体对饿死多少人只字不提，却连篇累牍地报道全国人民的“大无畏气概”和“动人事迹”。又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唐山市夷为一片废墟，可翻开报纸，满眼是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慷慨陈词。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幅漫画极具讽刺意义：一个人趴在巨大的报纸上，在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寻找着什么。漫画的题目是：“新闻在哪里？”

　　“哪儿来那么多的‘赞歌’？我们再也不能不顾基本事实了！”临行前，本报国内部副主任杨浪与将要赶赴火场的记者达成共识，“要写就写大火映衬下的社会，以及社会背景下的大火。”

　　“大家的认识很明确，灾难就是灾难。把灾难奏成凯歌，是灾难之上的灾难。”杨浪说。

　　回忆起21年前的这段采访经历，叶研直言：“在此之前，国内新闻界从来没有直接或正面报道过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新闻界愧对历史！”

　　本报记者尽管不是最早到达火灾现场，但他们却是坚持到最后的记者。

　　时任本报实习生、后获范长江新闻奖的新华社记者贾永，至今仍记得那顶与4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同住的大帐篷。帐篷里的“住户”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他们4人。

　　一天，在大兴安岭扑火前线，李伟中、叶研发现有人在旅游局招待所餐厅大吃大喝，就相继穿过伙房，李伟中推开3号餐厅的门，一桌人，一桌菜。叶研手中的相机闪光灯一闪，记录下“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一幕，随即，被以县旅游局局长为首的20多人拦住了去路。

　　“就是这几个！”人群中有人指认，李伟中被人揪住，叶研背后也挨了几记黑拳。没法分清是谁干的，记者雷收麦遭到黑拳后胸闷气短，赶紧服速效救心丸。随后，他们被警方带进一间小屋做笔录。

　　然而，这些没能阻挡他们在扑火前线收集情况的脚步。“当记者能说出几号消防车或哪位领导当夜几点在什么位置时，他的分析就有了事实前提。”叶研事后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