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30多天的艰苦采访，换回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组经典篇章。从1987年6月24日至7月4日，三篇整版调查性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刊登在《中国青年报》醒目的位置。

　　“这场悲剧肇始于何时？蕃衍于何方？在对自然、社会、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人们自会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而这结论最终将会使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理解我们的改革。”这段意味深长的文字反复出现在三篇报道的编者按里。

　　《红色的警告》记录了灾难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写了在熊熊大火中仍然热衷于开会、讨论、扯皮的官僚主义者们；写了“大火不报、支持不要”的那个泼辣果敢却又缺乏科学知识的女县长；写了废墟中如耻辱柱一般矗立的县长家的红瓦房。

　　《黑色的咏叹》叙述了火灾背景下的人物命运和人在极端场合下的表现。

　　《绿色的悲哀》则前瞻性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这场灾难的生态原因。

　　写稿的那一个多星期，正是北京最热的季节。雷收麦和贾永住在中国青年报社附近3角5分钱一晚的地下室里，总共吃掉了40多袋方便面。为防止闹肚子，贾永还用5斤粮票，换来一辫子大蒜。

　　中国青年报社前任社长、总编辑徐祝庆仍然记得，在《红色的警告》发表的前一天晚上，杨浪光着脊梁，大汗淋漓，在大样上“吭哧吭哧”地改稿。

　　报道用令人振聋发聩的声音提出，这次大火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是我们——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而我们僵化的体制，也使得我们成为官僚主义。这场大火，对我们是不烧死的烧死。”

　　报道发表后，大火涉及的方方面面，无不“活在一种沉重的反思中”。虽然是批评报道，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

　　事实上，“三色报道”披露官僚主义，触及体制弊端，在全国人民心中激起的震撼和思考，已远远超过了森林大火本身。

　　“三色报道”也获得读者和新闻界同行的高度肯定。它不仅获得当年的全国好新闻特别奖，中国新闻学会还为此召开专题研讨会。一名湖北读者来信说：“以前我总以为我们国家的记者只是粉饰太平的人”，读了报道“深感你们也无愧是时代最崇高的战士”。

　　一位资深编辑评价说：“‘三色报道’标志着中国新闻人开始回归新闻本身，它开启了中国灾难报道的里程碑。”

　　21年来，“三色报道”成为新闻专业学生的必读篇目。其代表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水准，成为一代又一代新闻人追求的目标和理想。

　　“勇敢的民族是开放的民族，开放的民族需要开放的新闻，开放的新闻则需要一代具有开放新闻观念的人去创造。”“三色报道”当年的责任编辑杨浪今天总结说。

　　本报北京11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