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调查》11月30日播出——《台商三十年》，以下为节目内容。

　　编导：张天贺 吴昊

　　演播室：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也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改革开放初期，率先前来投资的就是港澳台同胞和海外的华侨华人。他们怀着对祖国大陆血浓于水的深情，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急需的资金、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经验。在三十年历史的跨越中，他们扮演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角色。今天的《新闻调查》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

　　海协会会长 陈云林：我们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同胞渴望了三十年之久的两岸直接通航、通邮将变为现实。

　　解说：2008年11月4日，对许许多多工作生活在大陆的台商来说，是一个尤其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台北签署了《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和《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这宣告着两岸同胞期待了近三十年的两岸直接通航通邮即将变成现实。而这个愿望，台商们期盼已久。

　　采访：

　　东莞台商子弟学校董事长 叶宏灯：以前我们来大陆就像出国一样。因为从台北家里出发，到东莞我的企业也好、学校也好，直到当天下午两点三点才进香港，要转一圈进来。现在直接就可以飞抵广州机场。而广州站离我的学校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距离感又缩短了。比如说我从台北坐飞机到高雄，坐高铁也需要两个小时。从台北到广州机场，也不过是两个小时。我想这个影响的层面是非常地大，我想不只是从生活上的理念，也有企业经营的理念。甚至于谈得更大一点，两岸融合的理念。也就是说，大家已经不是很远方的人了。短期近距离两个小时，大家就可以见到面了。所以这个影响的，这次陈会长在台湾签订这部分，影响的层面是非常地深远。

　　台达电子工业(东莞)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 曾纪坚：对于两岸的交流，我觉得会有更好的台阶，上更高一个台阶。比如说尤其上海、北京跟台北，变成一日的这种交流时间，不像以前可能是两天三天嘛。所以增加得会比较频繁。还有商业行为或许会比较多，因为很方便嘛。我早上可能早一点到上海，下午晚上我可能就回到台北。这种感觉就出来了，那以前是不太可能，到上海是要八个小时对不对？

　　记者：其实这样的一个三通，也是很多台商在内心盼望的。

　　曾纪坚：是，我们在台湾，从来我们就盼望三通，不是现在。

　　解说：对身处海峡两岸的人们来说，这份盼望是从近三十年前开始的。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方针，首倡两岸双方尽快实现通邮、通商、通航，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台商开始进入祖国大陆投资。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三十年中，伴随着大陆经济的飞速向前，台资企业在大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们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内地国门初开、百废待兴、急需吸引外资之际，港澳台同胞凭借着同文、同族和地理上的优势，率先进入内地投资，推动了内地经济的大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段时间，港澳资曾占到内地吸收外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内地吸收外资最大的来源地。在当时由于两岸关系还处于对抗时期，台湾方面对两岸经贸往来限制严格，更未开放台商投资。因此台商对大陆投资还处于试探阶段，投资数量和规模都十分有限。北京市台资企业协会理事长谢坤宗，在1984年第一次来到祖国大陆考察投资时，心中充满着忐忑，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敢透露。

　　采访：

　　北京市台资企业协会理事长 谢坤宗：那么我来的时间是比较早，是1984年。而且投资的时间又在1985年1986年的时代，那个时候只要是让台湾政府知道你到大陆来投资的，都会禁止出境。所以我当时来的时候，我是顾虑了这一点。所以我就改了一个名字，换了一个姓。那时候叫王承勇，就用这个名义来大陆投资。

　　解说：在当时，由于台湾岛内生产经营成本逐步攀升，岛内制造业生存环境日趋恶化，使不少台商前往大陆寻觅商机。但由于两岸长期缺乏有效的沟通，再加上台湾当局对祖国大陆的刻意丑化，初涉大陆的台商他们的内心往往充满了紧张和焦虑。

　　采访：

　　记者：最初，在投资的心态上，可能对这里边也是有问号是吗？

　　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 叶春荣：不只是问号，是试试看的心态。因为我们要从两岸的教育来讲，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成共产党是很可怕的。当然你还年轻。我们来的时候，第一很害怕。比如讲我们过海关也很怕。那些穿着制服，书本上教我们的和共产党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会有害怕，因为环境不一样。但是你来了以后，慢慢慢慢接触不是这样子。

　　叶宏灯：比如说第一次我们到北京去，我们从北京的机场下飞机以后，沿途所看到的景象是一片箫条，连片绿叶子都没有。印证了一句话，国民党所宣传的，大陆同胞穷得连树叶都吃掉了。我们一直到一段时间，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北方的天气、 大陆性的天气，一片叶子都没有。记者：因为天冷吧？叶宏灯：是，天冷。所以其实两岸隔阂那么久，产生了很多很好笑也很好玩的事情在里面。

　　解说：

　　转机出现在1987年。当年11月，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受到大陆方面的欢迎，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同胞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以此为突破口，台商投资大陆开始由暗转明，数量逐步增加。

　　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进一步促成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第一波浪潮。在当时许多台商把大陆沿海地区作为加工出口基地，以台湾接单--大陆生产--香港转口--海外销售的模式，大量转移岛内以轻纺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到80年代末，大陆台资企业约有1000多家，投资总额超过10亿美元。但在当时的台商们中间，却流行着这样一个词“打带跑”。打带跑原本是棒球运动中的一项专业术语，意思就是打击球的同时运动员也要跑垒。而它却成为了一些台商早期投资大陆的经营理念，意思就是在大陆投资的同时，也要做好随时抽身离开的准备。元祖企业的创始人张秀琬女士承认，早期她投资大陆的经营理念就是打带跑。

　　采访：

　　元祖企业董事长 张秀琬：不瞒你说，早期的台商，包括我个人在内，都有一点打带跑。因为有一种不安，毕竟我们是在台湾长大，我们对在国外开拓事业的话，大陆虽然不能叫国外，总是离乡背井嘛！感受到我需要有一点不安的准备，所以早期有一点打带跑的味道。

　　解说：缺乏认同感、顾虑重重，是早期台商投资大陆的真实写照。虽然投资祖国大陆，拥有相对低廉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优势，可是改革开放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大陆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在当时台商们看来还只是个未知数。台商曾纪坚已经在东莞生活了20多年，1993年前后他和几位同事来到东莞石碣镇投资建厂。如今，他所参与创建的台达电子，已经由一家小工厂成长为投资额达3亿美元拥有30000名员工的大公司。而对于曾纪坚来说，刚刚落户东莞时的那些日子令他至今难忘。

　　采访：

　　曾纪坚：那时候很偏僻，农村吃个饭都没有餐厅，有客人来没有餐厅吃饭。另外住也没有酒店，我们住在政府的招待所里面。然后吃，在政府的食堂里面吃饭。早上上班到工厂，中午又回到政府里面吃饭，下午又回到工厂上班，晚上又回到政府里面吃饭，是这样一个条件熬过来的。

　　解说：在东莞，许多台商都对创业时条件的艰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采访：

　　东莞台商 杨永安：1993年来我们从广州到东莞到后街，开车了开了四个半小时。从广州开车开到后街四个半小时，那个时候没有，107国道都没有柏油路。那就跟骑马一样，坐车子就跟骑马一样。从广州一直到后街四个半小时，然后后街到深圳又是四个半小时。我那个时候受不了，出来出差，从广州过来坐个车，一整天就没有了。

　　记者：生活条件适应吗？

　　杨永安：生活条件不适应，生活条件真的非常不适应，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完全没有。便利店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去高档的餐厅去吃饭，拿一瓶冰啤酒，没有冰的，我们这里没啤酒，没有冰箱。

　　解说：在当时，广东东莞还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农业县，一切都才刚刚起步。曾纪坚投资建厂的石碣镇还是一个小岛，镇里的人车进出都要靠船运。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东莞却成为台商云集的淘金之地。每年都有几百家台资企业选择落户东莞，台商们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开始他们的创业之路呢？

　　采访：

　　记者：因为当时从地域的位置上来讲，很多人觉得福建离台湾很近。但是当时台湾大部分商人都相继来到了广东珠三角。

　　叶宏灯：虽然是离最近，但是没有直通，没有直航，所以香港能够通航的地方，只有到香港，香港又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不管是从金融的角度，还是从贸易的角度，还是从通讯的角度的方便性，还是从人的观念，所以那边都是最适合当贸易的地方，转口的地方。

　　早期，我们必须要把所有材料设备从香港转进到这边来，所以虽然福建最靠近台湾，其实从距离上是最近的，但是从运作上面，最方便还是在香港。最靠近香港的是深圳东莞这一块。

　　记者：所以实际距离来讲，其实东莞在当时是最便利的，在当时。

　　叶宏灯：是，深圳最便利。深圳当时，为什么早期是最早到深圳？我从90年代初期来的时候，像我来的时候我就不会想到深圳。深圳那时候它是一个特区，我们国内的工人要进到里面很不方便，里面的工资水涨船高了，成本不见得比东莞还便宜，虽然是地理位置最靠近香港，所以我们很多台商选择在东莞的原因也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