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这次会议历时36天，是启动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当时全国的总形势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的领导下，尤其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虽还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但还是有了一定进展。尤其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 ”大讨论的推动下，中共党内主张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力量在增长。党内老革命家及时地向党中央提出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倡议。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决定召开这次中央全会。为开好三中全会，决定先于11月10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 213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聚集到这里来了。

　　10日下午举行会议的开幕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首先发表讲话说，中央政治局决定这次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会上要发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讨论稿；一个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讨论稿。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接着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参加这次会议全体人员的共同愿望，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以什么作为指导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方针，却有不同意见。有人设想在不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两个凡是” 的指导思想下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以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大多数与会者，则主张把工作重点转移与纠正党内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解决“左”倾错误的后果结合起来。用陈云的话说：不如此，就不能真正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这一正确主张，在会下的议论中彼此传播着，并随之在分组讨论中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新看法。他说，他完全同意中央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中央应当考虑和决定一些影响大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陈云提出了六个问题，包括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问题；关于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的所谓叛徒问题；关于彭德怀问题；关于天安门事件；关于康生等问题。

　　陈云的上述意见，反映了人们要求实事求是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和“文革”前的某些重要的历史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不同程度地直接涉及到毛泽东。

　　陈云的意见博得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马上活跃起来。更重要的是，陈云的发言还提示人们，要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重大问题，要有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冲破禁区的精神。这就是陈云自己经常说的、在这次会议上再次重申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全面、比较、反复”的精神。

　　13日下午，工作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按照原计划，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用六天时间。但是，分组讨论中，与会者的兴奋点仍然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而且越说越热烈。要求对“ 二月逆流”、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月革命”风暴、彭真、陆定一等人的问题，进行重新审查，重新作结论。

　　14日，邓小平从国外回到北京，参与会议的领导。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几项决定。即：

　　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

　　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其目的是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委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组织部的调查报告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等同志在狱中表现是好的。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是老党员，担任过党政军重要职务，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老同志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大贡献的。经过复查证明，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理的。

　　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中央政治局代表中央作出的这些决定，不仅解决了已经调查清楚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为进一步解决更重大的问题打开了闸门。

　　27日晚，邓小平在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后，有针对性地强调：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安排。

　　随后，与会同志继续讨论进行改革的问题和对外开放等问题。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大势所趋。

　　在讨论深入进行，并取得成果的情况下，从确定党的指导思想这一大的角度考虑，与会同志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够统一思想，因而要求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能对这个问题表个态。这也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闭幕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2月13至15日为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三阶段。13日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先后发表讲话。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篇收入《邓小平文选》中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主要分为四大部分：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这篇讲话明确地指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强调改革。他说：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等等。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提出了实现历史转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明确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 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实际上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的主题报告。

　　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