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第三天，公元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90人。

　　12月18日晚举行开幕式，19至22日全会分六个大组审议文件和讨论。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全会的具体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今后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委检察委员会。22日晚举行闭幕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等文件，陈云、华国锋发表讲话，会议闭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首要的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贡献，在于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连，这一创造性的发展，使这条思想路线更为完备。这条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早在50年代中期已经提出却一直没有完成的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从而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20年“左”倾错误的误区，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

　　重新恢复正确的组织路线

　　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决纠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那一套，恢复党在解决党内问题上的优良传统。决定健全党规党法，并强调实行集体领导。会议还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向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会议还要求少宣传个人，提倡党内一律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这次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繁重任务的需要，全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充实领导成员。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会决定重新建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邓颖超被选为第二书记，胡耀邦被选为第三书记。全会以后，虽然华国锋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就确定党的指导思想、决定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公报还强调：“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对于几亿农民“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这对于启动中国农村改革起了积极作用。可以说，通过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已经确立。以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走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解决了若干重大历史是非问题

　　在这次会议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在会议期间，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强调和提出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和平反冤假错案“还要抓紧解决”的任务。会议期间中央做出的九项决定，不仅是平反几个冤假错案问题，而且是对党的历史是非上的拨乱反正。不仅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历史是非进行了拨乱反正，而且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是非也进行了拨乱反正。全会公报还宣布要在适当时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这就为后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条件。

　　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恢复民主集中制的传统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之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扬了党内民主，领导层中多数人的意志能够在中央会议上表达，最高领导人的错误也能够在中央会议上得到纠正。这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制度和原则一经恢复，就为党和国家正确地进行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使执政的共产党完全有能力、有希望通过民主集中制来预防错误的发生，及时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或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

　　全会公报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三中全会提出要尽快完善国家的法制，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性，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辨证统一等多方面关系的认识提高一大步。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这次全会讨论了在新时期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关系中国政局稳定和今后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在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深刻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发展毛泽东思想，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开端

　　这次会议廓清了粉碎“四人帮”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的思想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实现了这些方面的拨乱反正，也就为创造新理论扫清了障碍。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实际上提出了在毛泽东逝世后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反对“两个凡是”的逻辑的结论。三中全会提出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不仅体现在邓小平的主题报告中，也体现在全会提出和研究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中央解决这些问题的各项决定中，说明党已经立足于新的实践，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统一祖国的方针

　　会议公报还说：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几天后，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立场和态度，使集中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三大历史任务。

　　确立新的外交路线

　　会议公报提到了不久前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刚刚达成的中美建交公报，实际上肯定了当时确定的外交路线，标志着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开始实行。由此开始进一步打开对外关系新局面，逐步做出关于战争危险、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和外交战略的新转变，并为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之，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摆脱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搞清了历史上和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组织路线，开始开辟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和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封闭和半封闭转向开放和全方位的开放，由固守成规到各方面的改革。这一切，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