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1986年被花城出版社以非正式授权的方式首次引进大陆后，立即成为超级畅销书，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国民性话题的热烈讨论。在这背后，却有一场鲜为人知的出版内幕，其中的曲折、风险、观点争议和交锋，成为改革开放年代思想解放历程的一个小小注脚。

　　口述历史：陈俊年（1986年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最早把《丑陋的中国人》引进大陆的出版人之一。现为广东省政协常委。）

　　时间：2008年11月26日上午9：00～10：10

　　地点：广东省政协提案委办公室

　　1986年《丑陋的中国人》刚引进大陆时主要有两个版本，花城和湖南文艺，我们几乎是同时推出的。不过湖南文艺是把当时柏杨散见于国内报刊的一些文章结集起来，我们则是近乎原版，只删了一两篇。

　　“这本书必须出”

　　1986年10月，花城的社长王曼去深圳参加一个港台方面的座谈会，一个香港朋友给了他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他带回来了，让我看看，我当时是副总编。拿到书后，我花了两天两夜认真地看了一遍，很震撼。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文革”刚过，三中全会开了，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判，这主要是对思想政治路线的一种拨乱反正，就是从党和国家的政治层面，对大众思想观念的冲击还不是特别强烈。“文革”时，年轻人都以参加“红卫兵”为荣，但“文革”一结束，很多人都不敢承认这事，没有忏悔和反思，为什么会这样？《丑陋的中国人》的核心正好是批判国民劣根性，同时联系了当下中国人大量的日常生活观念和言行举止，这是思想解放应该涉及的大众领域，从提高国民素质的角度，我觉得这本书必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