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这本书非常敏感。第一，它是台湾作家写的；第二，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观念上的批判，当时在大陆还没有这个氛围，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当然这个政治风险不只是牵涉我个人，主要是出版社。

　　当时花城社在全国是领风气之先的，有几个重大举措：一是社办期刊，以《花城》《随笔》为代表的杂志发了大量伤痕文学，直接反映“文革”，人道主义，每发一篇都会引起很大争议和轰动。第二是最早出港台书，如席慕容的诗集，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等。第三是最早跟香港合作出版，和香港三联书店合作出了《郁达夫文集》和《沈从文文集》。另外“海外文丛”引进了一批西方的文艺理论。花城出版社本身比较完整的体现了改革开放的主题，率先在全国出版界打响第一枪，当时文艺界有这种气氛，从业人员也有敢为人先，敢冒敢闯的精神。

　　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考虑既要思想解放，也要注意避免引起思想混乱，所以想了很多办法。首先在内容上把了关，比如把纪年换成了公历。去掉了一两篇写“文革”的，毕竟柏杨不是亲历“文革”的人，他的说法未必就是稳妥的。正文前还有个出版说明，明确说明了这本书“作为内部发行，仅供有关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参考之用”，在书尾版权页上也加了4个小字：“内部发行”。当年的内部发行是指新华书店直接对相关部门的征订，销售地点在北京路的古籍书店二楼专柜，要有单位证明才能买。在书的封面设计上也花了心思，上半部是一片蜘蛛网，下半部是一张被烧焦的石狮子照片，想传达的寓意，是拨开老旧传统的蜘蛛网，焚烧掉腐朽的残渣。当时石狮子烧焦的效果是真把照片点燃后用玻璃压灭制造出来的。1988年我去西安见柏杨的时候，他对这很满意。

　　第一版的征订数是280万册，我们又惊又喜，但又有点担忧。我们想还是稳妥些，不到两个月印了两次，最后是210万册。所以后来有批判说我们向钱看，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就不止印210万了。

　　“假检讨，真反扑”

　　出书后，当时的省委书记连夜把我们社长叫去了，当时他在办公室里，几乎拍桌子了，他说，“我就不是丑陋的中国人”。它对当时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挺大的，“丑陋”，怎么能跟“中国人”连在一起呢？这是犯忌的，从来都是“伟大的中国人”，“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怎么会是丑陋呢？所以要开批判会了。

　　得知要检讨后，我花了一个晚上做准备。那次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为出书而作检讨，也是唯一的一次。当时还是很紧张的，妻子对我说，如果因为这本书你要坐牢了，我给你去送监饭。批判会是在德政南路的一个招待所开的，大概六七十人，出版界副处级以上的人都参加了，主持人一开始就说，“这本书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完全是对中国人、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一种污蔑。花城出版社是一切向钱看才会出这样一本书”。我的检讨，首先对这本书造成的影响感到抱歉，也讲了这本书的出版过程，接着就讲道理，比如说，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丑陋的中国人”，在这个命题下要讲好话，不太可能，中国人的伟大说了几千年了，在这个大前提说说中国人的不足，也应该可以。我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也告诉我们，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伟大文化里也会有糟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是矛盾的普遍原理”。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里，我们应该有开放的胸怀和气度。后来一些出版界同仁说我这个检讨是“假检讨，真反扑”。（笑）

　　我当时的确是有使命感的，心底明白，这个事我没有做错，但也知道，改革不是一蹴而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允许人们在思想方面有反复，对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

　　给柏杨送去3200元稿费

　　书出了以后，没法和柏杨联系上给他稿费，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1987年春节，我们在《羊城晚报》上登了一则广告，当时的广告词一行大字：“花城赠你一枝春”，下面是问候广大读者和作者，让多年没有拿到稿费的作者尽快跟我们联系。当时我们把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也镶嵌在名单里面，这既是一个和作者联系的信号，也是想表明我们仍然认为“柏杨这本书并没有什么问题”，想“顽强”地表达自己对这本书的立场和看法。

　　后来一直没有动静，直到我看到报纸说柏杨到西安看他女儿去了，就主动跟社里提出要给柏杨送稿费。那时算出来总共才2900多元，我觉得挺拿不出手的，但社里又说规定是这样的，没有办法。后来就从我们编辑部的“经费”里再凑了一些，一共3200元，我给柏杨送去了。我在西安陪了柏杨和张香华夫妇两天，柏杨很高兴。1989年我曾专门去北京等柏杨，想把他的书都签约下来。谁知道柏杨最终未能成行，后来我也调离了花城，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丑陋的中国人》捅到了传统文化的根子上，而且是用很通俗易懂的方式。现在重读，还是觉得很有冲击力，经得起历史检验。比如现在是金融海啸，它会提醒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是对全球最好的帮助，不要得意忘形，那也是闭关自守的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