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作者: 邱敏、曾向荣

　　65岁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是美国最了解中国的专家之一。从1976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对中国的研究就没有间断，现在，他每个月都会来一趟中国，而明年他还会来广州。这位克林顿时期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主管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目前是奥巴马在亚洲和中国政策上的核心幕僚。

　　李侃如现为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兼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会高级客座，布鲁金斯研究院被视为美国民主党最重要的智库。

　　李侃如是第三代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代表人物，也是最幸运的一代。美国第一代中国研究者往往集中在中国政治和历史研究，比如麻省理工教授白鲁恂(Lucian W. Pye)，从春秋战国到军阀混战入手推导中国政治的“本质”，但其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裂缝。而第二代，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时代不巧遇到中美关系紧张，到中国做研究都要悄悄地进行，很难得到完备准确的素材。

　　李侃如这一代开始研究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正是铁幕融化的早春，中美建交后的蜜月，美国学者第一次在中国遇到绿灯。李侃如的中国之行一直超乎寻常的顺利。

　　文/图 本报特派美国记者邱敏、曾向荣

　　关于改革开放：

　　世界各地有许多改革都失败了，它们或者造成了社会完全的崩溃，或者被当权者扼杀，但邓小平做成了

　　广州日报：今天，如果让您评选过去30年来影响世界的5件大事，您会选择哪五件？您会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现代化迈进列入其中吗？

　　李侃如: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来选的话，不分前后顺序：前苏联解体、亚洲金融风暴、日本迅速地崛起又迅速地陷入经济停滞等，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但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的影响力也是不同的。在开始阶段，它有利于中美关系改善，对前苏联更快的解体也有间接影响。在最近一段时期，改革开放的影响力更多的体现在经济方面。也就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经济影响方面小，在过去的五年至八年，经济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如果不仅仅从事件性角度来分析，而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信息革命是一件大事，人们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种信息革命完全改变了人们收集和传递信息的途径。还有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全球化有了质变。第三就是气候问题，即温室效应，在过去三十年气候从一个可控的问题变成一个不可控的问题。后面三个问题是全球化的，对地球有根本影响的问题。

　　广州日报：时间回到20多年前，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进行的研究项目《中国的部门政治与能源发展》。那时是您第一次来到中国吗？

　　李侃如：我一开始研究中国能源，同时也对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976年7月份，唐山大地震的前一个晚上。所以我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是“不稳定”。(笑)。之后，我去过中国很多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与改革者和保守派都有接触。

　　广州日报：您当时是怎么看待这场改革开放？

　　李侃如：中国的改革是范围广阔和激动人心的，同时也是实验性的、非常困难的改革。当时改革的将来是不明晰的，连你们都无法想象当时的政治体系、社会体系与现在有多大的差别。我认为，当邓小平决定把这个改革开放的任务担在肩上的时候，他明白这将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同时也明白这种变化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他必须把这个改革放在当时的政治框架内进行，我认为邓小平是个天才，我对他有无限景仰。第一他可以看到目标，第二他把改革放在可以允许的框架内进行。

　　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改革失败了，它们或者造成了社会完全的崩溃，或者被当权者扼杀，但邓小平做成了。

　　广州日报：您当时预见到这场改革将给中国，甚至世界带来的影响吗？

　　李侃如：在我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一部分人觉得激动人心，一部分人觉得害怕，一大部分人觉得前景不明朗，没有人预计过改革开放会把中国带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这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和预测。

　　我当时也没有预见到，没有人能够预见到。1980年，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和全球化，同时前苏联解体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时机是很巧妙的，这一点很重要。

　　上世纪80年末到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高速发展后处在经济发展的顶峰，这经常用来对比今天中国的发展，但是日本的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停滞不前了，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日本经济的停滞。任何预测都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对未来，也许有人可预测近期，但预测二十年到二十五年肯定会大错特错，但做长期预测的好处是，二十多年后，人们早已忘记你曾经作出过这种大错特错的预测。(笑)

　　关于中国崛起：

　　强国遇到问题会重新分配权力。这是中国第一次担任强国的角色。每个人都会看中国怎么做

　　广州日报：您能介绍一下，当时在美国，政府和工商企业界方面是怎么看待中国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30年间，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看法，经历过怎样的变化？

　　李侃如：你要明白，在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说过中美恢复关系是为了对付前苏联。这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中美关系更多还是战略上的考虑，里根总统是一个非常左的总统，但他决定卖武器给中国，因为那个时代中美关系一直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只有一点微妙的经济关系而已。

　　这与今天的情况非常不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美经济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多。当前苏联解体成为俄罗斯，中美在战略上作用力越来越小，中美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强。近五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很大，以前中国的经济实体对美国来说不是个大问题，因为中国的贸易额那时还很小。但你看一下现在，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的外贸额和外汇是以100%的惊人速度在增长。中美关系的重心和重点都在转移。

　　广州日报：对美国人而言，现在提起中国时，会想起什么？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家？廉价的中国商品？您觉得中国的发展给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

　　李侃如：美国大众对中国的印象是非常多元的，没有一个一致或者一贯的看法。中国太大、太复杂、太远，很多自相矛盾的观点都是存在的。中国是廉价产品的工厂，他们在逛沃尔玛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在过去几年内，这样的观点在美国公众中越来越普遍。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产品是低质量的、不安全的。

　　但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力量，5年前很少有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强国，很多人在过去认为中国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国。但是在2008年，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强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在过去5年内，外交政策上更加丰富广阔、更加活跃。胡锦涛在G20峰会后去了拉美，现在中国跟欧盟国家发生紧密联系。这种外交体现了中国正式向世界强国进军的第一步。中国是全球性大国。

　　广州日报：那么美国人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呢？

　　李侃如：关于中国是大国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一般的美国人并不清楚。他们对中国的意图感到担心，担心中国会反对美国。全球性的很多改革措施中国并没有参与，可以说中国没有参与制定游戏规则，所以他们不确定中国有更多制定规则的权力后，中国会制定怎样的目标，会怎样使用权力。

　　这一次我们将第一次看到中国如何使用其本身的强大力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会怎么做，现在正是重新制定金融规则的时候，中国会参加这个制定新规则的过程，所以每个人都盯着中国，中国会非常积极地参与制定新规则吗？他们会最关注什么问题？中国会怎样参与这个过程？中国对如何在实质性问题上作出怎样的选择？是提出完整的提案，还是针对别人的提案提出批评和建议呢？一年后的今天我们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中国的崛起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强国之所以成为强国，是因为在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会重新分配权力和责任，这是中国第一次担任强国的角色。每个人都会看中国怎么做。

　　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崛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绝对的潜在对手，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