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沈颖 发自河南、安徽、北京、天津

　　写在前面

　　2003年8月，南方周末刊发专题《艾滋遗孤：跟我回家》，首次披露了河南艾滋孤儿(父母一方或双方因艾滋病去世，但本人健康)群体的生存状况，引发全国关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亲赴河南艾滋病村看望病人和孤儿，此后政府层面“四免一关怀”政策出台，民间慈善组织亦介入资助，时隔已5年。

　　2008年11月30日，第21个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探望孤儿们，几乎与总理的足迹同路，南方周末记者时隔5年后再次辗转河南、天津、安徽、北京四地，零距离探寻近30名艾滋孤儿已经成年、正在成年、渴望成年的坎坷心路。

　　当年本报记者采访的孩子不少已经长大，蜷缩着的肩膀似乎已经表面打开，但伤痕似乎进入更隐秘的内心。与5年前的懵懂相比，他们的人生体验更为深刻，内心世界亦更复杂，在严酷的客观环境面前日益呈现严重的成长裂变：一部分人经受火一般的历练而渐入正途，上大学、读研、工作，乃至结婚生子；而另一部分孩子则败下阵来，早早辍学，没入底层的流浪大军，甚至误入歧途，当年关于个别艾滋孤儿犯罪隐患的担忧如今已部分变为不可更改的现实。

　　本报记者还发现，艾滋孤儿的地域分布已远非媒体早年所披露的仅河南、安徽一隅，邻近的山东、湖北、陕西，甚至青海、内蒙、新疆等边远省份亦有踪迹，正从一个局部高发现象，变成一个全国性问题，某些地区仍处于信息不公开状态，影响了孤儿救助的及早有效进行。

　　更为重要的是，5年过去了，既往救助艾滋孤儿的路径也亟需全面审视，检讨得失，正如待剥的洋葱，从低层次的生存需要的满足到进一步的教育问题的被重视，再至更内在的情感救济、心理危机干预，亟待国家和全社会的对症解难，每一个生命的成长，紧要处就这么几步，是退是进，一步一人生。

　　注：“四免一关怀”，即免费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免费咨询检测艾滋病病毒抗体、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为艾滋病遗孤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将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纳入政府补助范围。

　　蔡寺村的257名孤儿

　　如今9人已经成为大学生，24人就读于高中或技校，而更多已成年的孩子早早辍学去沿海发达地区打工，有人出外打工十年从来没回过家乡。

　　2008年11月29日下午6点，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王化镇蔡寺村防疫站门口，从北京专程赶来的温家宝总理和十个艾滋孤儿——握手。17岁的高二学生陈建飞是最大的一个孩子。

　　“你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怎么解决？”温家宝问。

　　“香港智行基金会给我提供全部学费，每个月给我生活补助。”陈建飞回答。

　　温家宝回头嘱咐陪同的安徽省及阜南县官员说，“救助艾滋孤儿，国家虽然投入了不少，但做得还不够，民间慈善机构缓解了政府的困难，起了补充作用。”

　　巧合的是，就在温总理所站的空地上，两天前上午，智行基金会安徽办公室工作人员马正洲忙着第5次给该村二百余个艾滋孤儿集中发放学费和生活补助。

　　蔡寺村，与河南交界，艾滋病魔自上世纪90年代借中原卖血风潮蔓延至此，整个村庄从此阴霾不散。这是阜阳市艾滋病疫情最高发的村庄，艾滋孤儿也最集中，救助工作沉重，这也许是温总理选择造访的原因。

　　截至目前，据阜南县疾控中心统计，蔡寺村共有在册艾滋病人115人。近年来，尽管政府免费供药，但病人病情潜伏数年后日渐进入发作期，村里新坟仍不时出现，由此致孤的孩童不断增加。

　　已经连续十年致力于艾滋孤儿救助的香港智行基金会在蔡寺村资助上学的孩子总计257人。如今9人已经成为大学生，24人就读于高中或技校，即将步入社会。

　　从2006年8月至今，马正洲记不清多少次骑着摩托车卷着尘土到这个村子，彼时，他被看作“骗子”，现在则被视为“家人”。

　　更多的孩子仍在成长的路上艰辛迈步。总理造访前的一周，本报记者在该村腰庄、后宅、程寨村组走访中观察到，一人或多人感染艾滋的家庭，景况窘迫，政府派送的电视机是唯一醒目的家什。

　　这些家庭一般有2至3个孩子，多的达五六个，以父母中一方去世的单孤居多，双孤较少。正值周末，上学的孩子就挤在逼仄的屋内小板凳上做功课，“下雨时屋子里都是湿的”，一个孩子指着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说。

　　迫于生计和照顾孩子，村里新出现了艾滋病人组合家庭，一对感染夫妻，丈夫去世，仍存活的妻子与另一个失去妻子的男感染者重新组合成家庭，他们的孩子貌似脱去了孤儿的身份，但处境依然。

　　而更多已成年的孩子早早辍学去沿海发达地区打工，除非主动打村上电话回来，没人知道他们在哪里出没，过得如何，“有人出外打工十年从来没回过家乡，反正父母不在了”。

　　在县城，温家宝再度见到了两年前到中南海做客的孤儿楠楠，并欣然在送给她的字典上题字，“要站立起来，自己走路，不用拐杖”。然而，现实是，对于太多的孤儿而言，扔掉拐杖，何其之难。

　　20%的受助辍学率惊人

　　“8年前，只要我愿意给钱，他们都盼着读书，现在我愿意给钱，他们似乎不愿意读了。”

　　和温总理握手的陈建飞如今在读高二，立志考大学。

　　两年前，15岁的他已受到智行基金会的资助上学，按照资助规则，先行缴纳学费再事后报销。但先期周转的1000元学费难倒了他，已成家的姐姐电话过来要断绝关系，奶奶不仅要将智行资助的部分学费占为己用，还跟他算账归还以前的开支。各自窘困的家境使得亲情出奇淡漠，一度逼迫小建飞动了放弃学业的念头。后来智行基金会为他改了规矩直接给钱，窘迫才缓解，他的人生也得以越过第一个十字路口。

　　两年来，蔡寺村给马正洲最深的印象是，“辍学的孩子太多了。”他说，在目前救助的孩子中，别说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坚持读高中的已属罕见，不少艾滋孤儿早早辍学打工，有的在小学就终止了学业，“二百多个孩子，少数是被反复劝回来读书的，更多的拽也拽不住。”

　　两年前，16岁的孙莉莉就因为“家里连油都吃不起才出去打工”。她谎报年龄在南方一皮包厂里干了一年多，“早上7点到晚上12点多，至少做600个包，完不成任务要罚款。”后来智行基金会的人找到她，资助她继续读书，她不敢相信，“笑了一整天，忘了吃饭，我以为自己一辈子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

　　辍学现象绝非蔡寺村独有。11月初，智行基金会的负责人杜聪在郑州跟几十个大学生聚会，这些孩子都曾经是艾滋孤儿。他做了个即兴调查，在43个大学生中，本人曾经有过辍学念头的有28个，而其中34个大学生的兄弟姐妹中至少一人未读完初中就已辍学外出打工。

　　杜聪在河南已做了8年艾滋孤儿救助，他说：“8年前，只要我愿意给钱，他们都想盼着读书，现在我愿意给钱，他们似乎不愿意读了。”

　　这“不只是资金缺乏”那么简单。

　　杜聪认为，农村的价值观的改变令艾滋家庭的观念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读书经济回报低周期长”、“看见别人打工回来穿金戴银的诱惑”等内在因素日趋影响了家长和孩子的人生选择。

　　辍学打工的孤儿们大多隐于人海，音讯全无，智行基金会资助的数据中，因辍学而使资助中断的例子逐年增多，估计在20%左右。个别被智行成功劝回学校的孤儿的外出遭遇预示着打工之途并不平坦。

　　2008年5月，万光辉从浙江平湖一家“黑工厂”逃回了家。他在流水线上做了3个月的服装，却没拿到一分钱，想离开，保安日夜看守不准走，他偷偷给马正洲打电话求救，马报了警，才脱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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