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19日至21日，合肥工业大学首次举办人才洽谈会，采用学校和用人单位当面洽谈双向选择的办法做好应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会上，学校15个系同应邀来自全国的130多家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 新华社特供本报图片

　　当没有选择权时，大学毕业生们接受一份工作，就像接受命运安排。当拥有选择权后，大学毕业生们发现，事实上，可选择的越来越少。

　　这或许是自由的代价，有人甚至开始羡慕“分配工作”的时代；不过，只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才知道能够“三千弱水中取一瓢饮”的幸福。

　　“移动的砖头”

　　每周一到周五，9点上班16点下班。下午泡上一杯绿茶，慢慢啜饮时，不时有编辑过来询问标题是否要改，版式是否该调。这就是汪文目前的工作状态，他常常感慨说这样的人生过于平淡。

　　汪文，46岁，农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他说，如果时光退回到1984年的夏天，他的人生轨迹一定不是如此。

　　1984年6月，炎热而沉闷。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四学生汪文，照样和同学一起踢球、看书，他说对毕业没有什么概念，只是觉得毕业后不再接触学校而已，反正学校会分配工作，其他的人生目标、职业规划是没有想过的。

　　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在政府统一分配工作的时代，大学生的就业不以自己的职业规划为转移。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发出《为有计划地合理地分配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今年暑期毕业生工作的通令》，提出对高校毕业生实行有计划的统筹分配；一年之后，再次发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高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

　　恢复高考后，国家仍然沿袭了这一规定。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面临毕业之际，国务院批转了原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要求对毕业生按照国家统一计划分配：国家教委直属院校毕业生由国家负责面向全国分配；部委主管院校，毕业生由各部委在本系统、本行业内分配；省属院校的毕业生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面向本地区分配。

　　“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成为当时的流行语。汪文觉得，大学生和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能够移动。

　　198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班主任在教室门口叫住汪文，带他到办公室，问他对就业有何打算。“打算？我就是想做点实际的工作。”汪文在老师对面坐好，不假思索地回答。

　　老师又问一个问题：“你愿意去教书吗？”

　　“不愿意，我不想呆在学校了。”汪文说，就是这一句回答，让他每次想起来都有些悔意。

　　大约两周后，毕业报到证发到每个人手中。汪文的报到地点是农民日报社，隔壁班一位同学的报到地点是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两人心里都一惊。同学想留在北京，而军校则令汪文心驰神往。两人商量后，拿着报到证找班主任，坦白来意。

　　答案是否定的。当时的就业，都是老师在毕业前询问同学们大概意向，然后向用人单位推荐，一般情况下都是遵照同学意愿的，“但老师问得不会特别细，大概是为了公平角度考虑吧，因为岗位基本是固定的，不可能让所有的人满意。”

　　资料显示，1984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仅有27万。在人才奇缺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没有挑选权，毕业生无所谓自主权。

　　汪文认为，都怪自己当初一句话，让主管分配的老师给了自己一个并不十分想要的工作。

　　学校只是一个桥梁

　　作为主管分配工作的高校老师，其实只是起到一个桥梁作用。这是韩经一再说的话。

　　韩经，43岁，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毕业前夕，老师问他的工作意向，韩经说自己想进学校。在当年的毕业报到证上，他的报到地便是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处。

　　1988年的暑假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是等待分配的毕业生，在此之后他是主管分配工作的老师。

　　就这样，韩经开始了统包统分阶段的分配工作。当时的情况是，原国家教委联合其他部门，根据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用人需要，制订分配计划，然后下发给各个高校，高校根据这张表格，再推荐合适的人选。

　　“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只负责把萝卜栽进坑里。”韩经比喻说，工作后自己拿到的第一张表格，就是1989年给北京科技大学的用人指标。

　　学生处有四个老师，一个主管研究生，三个主管本科生。他们拿到用人指标，去和系里的负责人探讨。韩经曾经拿着指标找到采矿系主管分配的副书记，说是冶金局、企业等用人单位要在该系招200人左右。

　　副书记不敢耽搁，当下召集各个毕业班的辅导员，让他们根据学生大致意向、成绩、表现、家庭地址等因素，根据职位一一推荐人选。“学校只负责培养学生，对于分配工作是不起左右作用的”。

　　至此，韩经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就业过程，也是这样先由教育部制订了计划，然后由学校根据“坑”把自己这个“萝卜”栽进去的。

　　虽然每个“萝卜”都有“坑”，但并非每个“萝卜”都满意，比如说那些恋爱的“萝卜”。韩经记得，当时学校不提倡恋爱，谈恋爱的同学都是偷偷摸摸的。老师在推荐工作时，只考虑家庭住址、成绩、表现等情况，根本未曾料到自己的推荐就让这些恋人劳燕分飞。

　　一个插曲，如同电视剧一般情节曲折。韩经同一届的采矿系有一对恋人，毕业被分配回各自的省城。两年后，因难以忍受相思之苦，两人同时辞职，一起再来北京相聚，最终结成良缘。

　　对于他们来说，毕业时自己是没有选择权的；辞职后选择权回到自己手中，人生轨迹的选择权也才回到自己掌握之中。

　　韩经说自己一直想了解而没能了解，那些对所分配工作感到不如意的人，会如何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呢？

　　既来之则安之

　　在没有选择的空间里，做好被安排的工作是大多数人的惟一选择。

　　1984年7月，汪文拿着档案袋和报到证，到了万寿路61号院。农民日报社在院内某一栋楼的四层和五层，几张办公桌摆在一起，就是办公地点。主任也和大家一样，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汪文和同来的10名大学生，在领导的欢迎词中留了下来。

　　汪文被分去做国际版编辑。“我对新闻一无所知，对那些国外的消息感到特别陌生，跟我学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汪文想，既来之则安之，把手头工作做好要紧。

　　作为媒体人，也作为一个有点遗憾的就业者，汪文经常关注大学生就业信息。1986年，他得知原国家教委出台《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出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逐步把竞争机制引向高校。

　　同年，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实行双向选择试点。

　　“如果我毕业是在这一年，情况会怎样？”汪文会给自己做这样的假设，而每一次自己给自己的答案都是，一定会自主择业，选自己喜欢的职业，做适合自己的工作，“即使这份既喜欢又适合的工作未必一下子找到，但经历是重要的，非常重要。”

　　其实汪文也曾换过单位——农民日报社的子报《中国畜牧报》。那是1991年，汪文作为编辑部组长过去，统揽大局。

　　报社里招聘一些员工，让汪文的看法有了改变。因为他们的工作态度与很多在编人员的工作态度截然不同：聘任制员工干得非常认真，工作热情很高；很多在编人员则平淡如水。

　　当然薪水也不同，聘任制员工比在编人员的钱少得多，但他们都是自己应聘而来的，尽管只是中专生、职高生，因为发挥了他们的价值，满足了他们的职业需求，他们愿意不关注薪水，愿意为之投入热情和精力。

　　汪文理解这些人，因为如果是自己，也会这样为了自己选择的职业奋斗，甚至不计报酬。

　　两次变迁

　　那是一道大门被打开的惊喜，至少行政命令不再过多干预毕业生择业。

　　此前从毕业生到用人单位，要经过高校、教育部两重大门，尤其是教育部牢不可破的大门，在就职前使得双方不能相见相知。“就像旧时的婚姻一样，在结婚前双方是不知晓对方的。”韩经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当年的许多毕业生，毅然打点行装，来到深圳、广州等南方城市，开创一片新的事业。

　　不仅仅是到南方，还有很多人到外企去，到民营企业去，自己创业去。韩经回忆说，教育部的分配指标，只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外企和民企尚不在列。

　　然而当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市场经济抬起头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的外企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私人工厂也纷纷建立。这些企业和工厂几乎招不到大学毕业生，他们只能用那些辞职的人，或者没有上过大学的人。

　　1992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处接到一个通知，原冶金部召集属下的16所高校，要与用人单位开一个“供需见面会”。

　　韩经笑了，“学校是最了解自己学生的，但是以前学校不能参与分配工作，现在学校直接作为参与因素了，真是一个进步。”

　　韩经和两位同事赶到原冶金部找的一个会议中心，看到一个个用人单位已经来了，有宝钢、攀钢、武钢等国有大型企业，也有各地冶金局等事业单位，还出现了北京外企服务公司。

　　其实早在1979年，北京外企服务公司已经成立，然而真正到高校招聘毕业生，还是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

　　16所学校，摆起了16个小摊子。摊子上写着学校所设系别，用人单位中意后，前来和学生处老师谈判。攀钢的员工曾对韩经说，想要当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毕业的所有四川生源，以及周边青海、贵州、云南等地生源。

　　这个见面会，只有半天时间。当天下午，韩经就要赶回学校，将用人单位的需求，按照系别分类，然后让各个系的负责老师和学生做大致沟通。“说起来简单，这些工作其实很繁琐，当晚我们都是要熬通宵的，”韩经的话锋一转，“但是心里很高兴，能够为学生找到满意的工作，我们当然高兴。”

　　当时的学生，大部分把眼光瞄向外企。因为外企待遇较高，经营理念先进，有国际职业规范，在事业单位一个月拿400元，但在外企可以拿到1000元。

　　当韩经等老师再次把信息通过原冶金部反馈给用人单位，这一年的毕业生就业基本尘埃落定。

　　然而作为就业主体的学生，还是没有直接参与到求职过程中。这个僵局的打破，依然是国家一道行政命令。

　　1994年，原国家教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1998年，北京科技大学举办第一次大型校园招聘会，就是让用人单位到学校来，和学生见面商谈。“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求职，不仅是一种进步，更是质的飞跃。使得就业的两个主体直接沟通，用人单位和毕业生手中都有了选择权”。

　　这次校园招聘会是在学生食堂。几百家用人单位搭起小摊子，有事业单位、外企，还有联想等知名民营企业。学校里千余名本科毕业生、硕士博士毕业生手持自己制作的简历来到现场，遇到有意向的单位，就递上一份简历。

　　在现场转悠的韩经，舒了一口气，心情很畅快。当年的招聘会举办下来，本科毕业生的签约率约为90%。

　　韩经还注意到，当时民营企业突飞猛进，毕业生的目光也开始投向这些单位，不再单一地趋向外企。而此时正逢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经营状态欠佳，在他们的摊子上，很少有人问津。

　　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不再参与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沟通，而转入幕后工作。

　　有了选择以后

　　转入幕后了，不代表工作清闲了。招生就业处的主要工作变成为毕业生寻找更多的就业单位，为用人单位提供更全面的毕业生资料。

　　今年暑假，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派出几批老师，到全国各地走访往年毕业生所在的用人单位，一是了解学校的毕业生工作情况，二是建立稳定的供求关系，“如果我们的毕业生干得好，用人单位就喜欢再招我们学校的”。

　　9月份开学后，招生就业处开始整理第二年的毕业生生源库，包括学习情况、专业成绩、所得奖惩等。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先分到各个学院去收集，然后再汇总给招生就业处，其中2009年的本科毕业生约为3500人，硕士毕业生2500人，博士毕业生500人。

　　国庆长假后，招生就业处将打印好的信函，以邮寄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用人单位，邀请他们来学校走访和招聘。

　　接下来，就是大大小小的校园招聘会。小型的多为企业专场招聘会，中型的是地区性行业性为主，大型的则是每年11月和次年三四月的校园招聘会。

　　坐在招生就业处的位子上观察，韩经明显感觉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逐年加大，于是一部分人又开始羡慕20多年前的分配工作，觉得那毕竟是稳定的。

　　“有些人宁可自己被安排，也不愿意自己去选择去竞争。从实质上来说，我觉得这是一部分毕业生没有自信心、不愿意竞争岗位所致。”韩经叹口气说，自己从毕业到现在，在招生就业岗位上整整20年，感受最大的变化，就是就业自主选择权由行政回归到毕业生自己手中。

　　但是，韩经话锋一转说，有选择就意味着有痛苦吧。

　　没有选择就意味着不痛苦了吗？

　　汪文给出的答案是“不”。他说，如果能够自主择业，他一定会在30岁之前尝试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选定其中自己最喜欢、也最适合的作为终身职业，“弱水三千，我取一瓢饮，我想人的职业生涯本该如此”。

　　现实并不如此。今年10月26日，是国家公务员报考的最后一天。截至当晚6点，通过报名审核的人数达到104万，再创历史新高。各职位平均竞争的比例为78比1，位居前列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招一名工作人员，报考人数达到4584人。

　　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本报记者 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