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弘一在日本被称为“中国通”。40年前，他在哈佛大学的论文主题是“有关中国农村的自留地”，而目前他正在读《驻京办主任》这本书，书是他自己从北京的书店里购买的。

　　刚当选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加藤弘一，多年来活跃于日本的外交舞台，是日本政界实力人物，精通汉语。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中国。加藤弘一跟随大平正芳一起来到中国，亲眼见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时刻。那时，他还是一个30岁出头的青年众议员。在那次会谈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这一设想，影响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命运。

　　文/图 本报记者 邱敏、曾向荣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加藤弘一当时跟随大平正芳一起来到中国。

　　大平正芳在和邓小平见面时，就问邓小平：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当时给出的答案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命运。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这个新名词来描述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也是第一次用“小康”代替“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关于1979年访华

　　访问中国，这在日本政界当时是很稀有的事件

　　广州日报：1979年12月，跟随前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是先生您第一次来到中国吗？来中国前您知道中国准备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了吗？

　　加藤弘一：不是，在那之前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中国啦。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不久我就到了中国，但当时还不太知道关于改革开放的事。当时我去了桂林和广州等地，有位优秀的青年为我们作翻译和向导，那就是现在在外交部活跃着的唐家璇先生。之后，我当选为国会议员，首任任期是1973年~1974年。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

　　广州日报：对于中国要进行的改革开放，在刚开始时您心里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加藤弘一：当时文革之后的中国，还留有“锁国”的感觉，说实话，我当时没有感觉到中国会在短时间内产生激变的气氛。

　　广州日报：1979年，您跟随前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您能回忆一下与邓小平会面的情景吗？

　　加藤弘一：访问中国，这在日本政界当时是很稀有的事件，当时这件事中日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但说实在的，时间很短，内容也没有太深印象。那之后邓小平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回国途中路经日本时在东京逗留了一下，大平正芳首相特别宴请，只有我和当时的外务大臣3个人参加进餐，时间也很短。

　　广州日报：您在当时的日本政界就被视为一个“中国通”了，您对中文的学习和对中国的了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加藤弘一：我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可以追溯到1966年到1967年，那时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其中一个论文题目是研究“有关中国农村的自留地”。那时中国正在文革中，外面世界要想得到中国的资料很难，但我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了。

　　广州日报：在这次会面中，邓小平提出了中国搞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上世纪末达到一千美元，并且提出了中国人到那时候要实现“小康”的概念，对于这一提法，您当时是怎么想的？您觉得中国可以实现吗？

　　加藤弘一：对于是否能实现这个目标，我当时没有预测到。

　　关于中国的变化

　　现在在街上与中国人交流，很自由

　　广州日报：从1974年第一次来中国之后，您又多次到过中国，通过长年度对中国的观察，感受到有巨大的变化吗？

　　加藤弘一：当然，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变化很大。街道的风貌和布局全变了。电视台增加了许多，节目选台的时候多得数不胜数；还有，北京原有的那些安静的小巷子(胡同)好像消失了，令我感到有些寂寞。

　　广州日报：有什么事情给您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吗？

　　加藤弘一：印象较深的是走在大街上的那些年轻人，衣着设计样式都很时尚，每个人都不一样，充满活力和自由的感觉。

　　在以前，如果人们知道你是国外的政治家的话，没有两个以上的人在场不会和你进行对话。现在在街上与中国人交流，很自由，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与你讲话。

　　还有，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政治问题，国家领导等也变得会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批评和看法，可以向我自由地评价各种人或事。

　　另外，我发现北京的书店有很多有趣的书，比如现在正在读的《驻京办主任》这本书，写到了中国行政机构内部的一些事，这样的书以前是不能出版的。总之，现在中国普通人看起来都很精神，很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