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邮购书了，我开始了书的复印。

　　我做的毕业论文是一个西方的选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当时敢于去碰这个选题，跟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有关。第二学期读到一半时，突然就听说我们的开题时间提前了，原因是导师将赴新加坡讲学，我们顿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我在脑子里装了几个题目，去跟导师谈构想，没想到等我说完，他就一一进行了否决。情急之下，我抛出了大众文化。我说我正在思考中国的大众文化问题，也正写着一些东西，大众文化可不可以做？导师很痛快地答应了。但他告诫我，大众文化的选题有两种做法，一是面对中国的大众文化说事，二是去啃一啃西方理论家的著作，看看人家是怎么说的。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大家都在用，但用得是不是那么回事，值得考虑。他分析了两种去处的利弊得失，让我回去自己决断。

　　显然，导师是倾向于后一种去处的，但我却顾虑重重。西方的理论我一直关注着，却从来也没敢想过要把它做成一篇博士论文。因为我知道，那篇论文但凡要做得有点模样，就得去读外文资料，而对读外文资料，我不仅无信心，而且有恐惧。记得当研究生时，我那学外语出身的师弟曾试图翻译点英文文献，不久就大呼其难。我去跟那些英文理论书打交道，岂不是会要了我的小命？但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冒险一试。人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总会做一些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我当时虽已不年轻，但依然气盛。

　　开过题之后，导师已远赴狮城，且一去半年，我似乎也给自己放了心灵长假。法兰克福学派的书自然也断断续续地看着，但我主要读起了别的书，写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王蒙的“季节”系列出齐了，我通读四本，很不满意，就琢磨着写点东西。朱学勤的书读完了，我觉得很是满意，就又琢磨着写点东西。还有崔健的摇滚乐，冯小刚的贺岁片，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它们都成了我思考的问题。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跑马，易放难收。我似乎已把法兰克福学派那几个爷们儿忘记了。

　　导师回来了，我也立刻进入到论文的焦虑之中。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说：“当我真想走进法兰克福学派的世界中时，我却发现自己面临到一个大大的难题——看不懂。马尔库塞说，阿多诺的许多段落连他都看不懂，愚钝如我者读不懂阿多诺似乎也不算丢人，但问题是这帮法兰克福人的书没有一个好懂的。阿多诺的密码式语言片断式写法本来就让我的脑袋瓜子既疼且大，本雅明的‘文学蒙太奇’又把我弄得一头雾水，加上洛文塔尔的闪烁其词，马尔库塞的云遮雾罩，有一段时间，我完全沉浸在一种无法言传的‘低级痛苦’中：当别人在为自己的理论构想而焦虑时，我却是在为看不懂而发愁。看不懂怎么做论文呢？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选择了退却，我想从‘德国’回到‘中国’。”这里说的是大实话。

　　我制定了详细的逃跑主义计划，既夸大了我的痛苦，也夸大了“回到中国”的重要性，以便导师能够回心转意。他听完我的陈述，面无表情，却开始了和风细雨的炉边谈话：你要是还想做点学问，就不能怕吃苦，你得给自己打点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可能比较难，但你要是现在不去碰它，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碰它的机会了。导师慢声细语给我上课，但我知道那些话的力度。在此之前，我已听说过许多个关于导师与学生的故事。因为论文，学生被他“整”得涕泗滂沱者不在少数，我是不是要在那个故事会中再增加一个故事？

　　我无话可说，也无路可逃。我仿佛听到身后的导师拎着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大声喊着：“不许退，给我顶住！”于是，我便猫着腰弓着腿皱着眉抿着嘴，在飞蝗般的子弹中向法兰克福学派高地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我去的是“国图”。

　　就是从那时开始，复印书成了我的一件例行工作。当时国图外文书的藏身之处有三，一为基藏库，二为阅览外借室，三是新书阅览室。前两个地方都能把书借出来，但一次只能借三本。有一阵子，我的师妹在跟本雅明较劲，书借出来我们就资源共享。有一阵子，“基藏”出纳台的一位老师见我借书辛苦，就给我透露了个小秘密：电脑程序出错，基藏库借完三本后还可以在外借室借三本。我大喜过望，便如法炮制,一下子能把六本外文书放到车篓子里那是什么感觉？恐怕能够体会到的人没多少吧。

　　也有死活借不出来的书。阿多诺的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是我必须找来一读的书，国图的检索目录中明明有它，但每次借都无功而返。终于，借书员告诉我，此书很可能是某位大人物通过关系借走，长期不还，我才意识到中国的关系学无处不在。我立刻移师北大，托那里的同学帮忙借书。洛文塔尔的一本书，北京的图书馆里全部无货，却发现它躺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睡大觉，我便向上海的朋友求援。还有的书，中国大陆的图书馆踪迹全无，我就只剩下华山一条道了：向海外的朋友发出求救信号。持续地找，不断地借，我终于弄回了一堆外文书。

　　不用说，这些外文书绝大部分都是复印件。我从国图借出来的书，常常是直接就交给了复印店。在我读之前先让机器读一遍，似乎已成了一个固定程序。装订一本复印件通常三块，封面纸五颜六色，任其选用。有一阵子，我相中了学校图书馆专门搞装订的一位师傅的手艺，就把复印件全部拎到他那里。他穿针引线，把复印件缝住，再用牛皮纸做成封面。封面的边缘处必定要折回一截，以免边角卷曲。书脊平滑整齐，书名就写得流畅舒展。而那些摁着两个大书钉的封脊，总是坑坑洼洼，在上面写字，如同赤足走在田埂上。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去那个旧馆的作坊里取书，阳光散落在斑驳的墙上，忧伤而凄凉，我就觉得有些恍惚，也有点滑稽。我用机械复制的形式印了本书，却还想保留一点手工制作的痕迹，我是不是有病？

　　自然，那些复印件我并没有全部读完，但它们却陪伴我度过做论文时的全部岁月。导师说，论文写10万字即可，我跟导师要求多给我5万字的篇幅。但实际上，我已偷偷向35万字挺进。别人早就把初稿交了，已开始享受做完论文的闲适与快意，我却依然趴在电脑跟前敲敲打打，钻在复印件里寻寻觅觅。当我写完最后的文字，已是4月下旬，室外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我却忽然觉得腹中空空，两腿酸困，像是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也许，我只是一个长途跋涉的行者，这种旅行只有一个个的节点，却注定没有终点。驿站里的短暂歇息只是为了重新上路。(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