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 俗 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把三十年当中发生的事儿都说一遍，得厚厚一本书。一篇小文，只能说说三十年前，即“河东”那会儿的事。

　　“河东”那会儿，我在一家区办小厂当临时工，干一天一块钱，不干没钱。一个月里，不请病假事假，没有节假日，大小月和礼拜天都赶得巧，可以有26或27元的收入。幸好那时候没有“黄金周”，否则那个月连20元都挣不到了。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对这样的收入相当满意。虽然少，但是“有保障”。为此我一直对一位姓汪的支左军代表心存感激。再往前推十来年，军队进入工厂支左，就把我“揪”了出来。其实我没有、也不可能隐瞒自己的身份，全厂上下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儿。但是经过这么一“揪出来”，广大革命群众的觉悟一下子空前提高，纷纷要求将“陈某人”清理出工人阶级队伍。其实我那时候本来就不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这只是一种说法，真正的意思就是要将我“开除”。又其实，我那时只是个临时工，连被开除的资格都没有，只要说一声“明天别来上班了”，就全完了。难得汪营长力排众议，说把一个摘帽右派放到社会上去，谁来监督他？军代表一言九鼎，我才得以有保障地每个月收入20多元。

　　当然，对收入满意，并不等于心甘情愿永远当贱民。不心甘情愿，又没有胆量去冒“翻案”、“翻天”的风险。那时候有句话讲得极明白：“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真正算得上有一点“活思想”，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到了1978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听说有了个“55号文件”，而且听说那是个对右派问题有了“新精神”的文件。但究竟是什么“新精神”，好像谁都说不清楚，跟谁都打听不出来。正在这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说“有个文件，见信速来”！我立刻猜到了那是个什么文件，放下信就往车站赶。其实按当时的规定，我若去北京，是要先向派出所请假，得到批准才可以去的。势在必行，也就顾不得许多，只能快去快回。天黑到北京，见到了那个文件的“手抄本”——果然是55号！一时找不到别的纸，只有几张从一个64开“拍纸簿”上撕下来的纸，就尽量把字写得很小很密，把文件一字不落地抄了下来。抄完就往回赶，天亮到家，真有点神不知鬼不觉的意思。到家以后，这才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翻来覆去地“研究”那个文件。

　　那几张巴掌大的纸，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它是我的“珍贵文物”。实际上，这个文件从未向我“正式”传达过。在给我“改正”的过程中，“专案组”为了“留个尾巴”，几次使用过“根据文件怎样怎样”的办法，都被我用“我听说文件是怎样怎样说的”反驳。对方问：你听谁说的？我就回答：听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文件是不是这么说的。既像是一场政策较量，又像是一场心理较量。若干年以后，我有一个印象：在得到改正的前右派当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一部分人，到死或到现在也没能见到过这个55号文件。

　　我看到过一些文章，讲到胡耀邦在为右派改正、包括在起草、发布、落实这个55号文件中所起的作用。我不知道将来的某一天，会不会还有对这个文件的更深入的历史研究。实际上，这个文件既存在着某种无奈的妥协，也包括着某种巨大的政治智慧。

　　但无论如何，对我来说，从三十年河东到三十年河西，这是一个转折点。我从改革开放受益良多，但这是最大的益。忘了这个，对不起天地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