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月8日，春节前夕，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项怀诚，在财政部大楼里焦急不安地等待一个关键的数据。由于担心1994年1月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会影响财政收入，一个月来，他每天忧心忡忡。

　　终于，1月份的税收数据报上来了———1月份收入27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6亿元，增长62%.“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速度！我高兴得不得了，一块石头落地了”，2008年8月，项怀诚在《中国财经报》撰文回忆14年前的那段往事时，仍难掩兴奋。

　　按照财政部惯例，农历大年初二、初三部党组历来是要开会的，那年的春节是2月10日，接受了副部长的提议，刘仲藜部长欣然同意春节例会取消，给大家放个假。

　　项怀诚曾撰文说，分税制实施4年后的1998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做出了这样的评价，“1994年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及时的、成功的，对形成当前经济的好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财税体制取得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中央财政窘迫，向地方“借钱”发工资

　　1993年7月23日，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召开。《瞭望》曾报道，当时，朱镕基副总理来到会场，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中央财政)就会垮台！”

　　13年前的1980年，改革开放后新的财政体制正式实施，乡镇企业税收几乎全部落入地方政府之手。至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几十年的让利放权，中国出现持续性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以每年1%以上的速度下降。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报道，由于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不足，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并且借而不还的事情，以后的年度中，又宣布不仅“借款”不归还了，还要把这一块财力打进基数，即成为固定的(年年重复的)体制调整措施。到80年代中期，中央在无奈之下推出“能源交通基金”，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10%(整体约100多亿)，来补充中央财政的不足。

　　1992年的情况尤为严峻，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而此时，分管银行的朱镕基副总理严正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

　　时任财政部长的刘仲藜曾回忆说，他三次找朱镕基副总理，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朱镕基不允许。但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

　　鉴于这种现状，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礽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朱镕基乘专机带队“做工作”，笑称瘦了5斤

　　对分税制改革，各级领导特别是高层领导非常关心和支持，项怀诚今年8月在《中国财经报》撰文回忆，“小平、陈云同志始终关心分税制改革，支持中央适当集中财权。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先后多次分片主持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座谈会，宣讲政策，听取意见，消除误会。”

　　1993年8月底至9月初，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先后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家税务总局起草的税制改革方案。

　　随后，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把税源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3种，目的是把地方拿大头、中央拿小头的财政格局掉个过，当时有人认为，“这简直就是在割地方大员的肉”。

　　为了说服地方政府，朱镕基副总理亲自带队，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奔波于全国，一个一个省去谈，面对面地算账，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

　　2008年，项怀诚在《亲历分税制改革》一文回忆，每次都出动五六十人专机来回，先后走了13个省，最多的一次80多人。

　　“镕基同志说过，到地方去征求意见，核心问题是财政，所以他对财政部特别宽容，在严格控制随行人员的前提下，却对财政部网开一面，愿去几位就去几位。”

　　每次随行都不轻松，经常加班加点，有的时候通宵达旦，车轮大战，项怀诚今年撰文说，记得事后朱镕基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自己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

　　谈判期间，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有商量有妥协(具体)，但是，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