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来一补

　　在1978年，捉襟见肘的外汇储备，让铆足劲儿大干一场的中国人颇感头疼。

　　这一年，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在忙于出访。邓小平先后4次去了8个国家。

　　这些考察，让中国对发展道路的探索，有了更多的借鉴和更广阔的视野。

　　“世界上的先进成果，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说。

　　很快，7月，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第一个香港商人张子弥当月30日就到了东莞虎门镇。

　　百余年前，正在此地，林则徐点燃了118万公斤鸦片，显示了中国人反对英国鸦片贸易的决心。1978年9月15日，中国第一家对外来料加工厂——东莞太平手袋厂在此悄悄开业。

　　张子弥的尝试，为很多正在为高地价、高薪水发愁的香港老板找到了出路。

　　80年代初的香港，正在品尝经济高速发展后的烦恼。

　　“租一英尺的厂房要10多个港币，一般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要1000港币。”

　　1985年，鼓起勇气来到深圳龙岗的叶平东，被当地劳动力的低廉吓了一跳。“一个人一个月最多300块，不要忘了，是13个小时哦，一栋厂房、一栋宿舍加一块很大的空地，租金只要4000块，在香港只能租到10平方米的厂房。”

　　在1978年的关键时刻，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世界范围内第三次产业转移的浪潮，不期而遇。

　　叶平东立刻和村委会签订了合同。

　　双方以这样的方式合作：叶平东在香港的公司提供材料和机器设备，雇佣大陆的工人，租用村委会的厂房，生产的塑料开关，由叶平东销售到西班牙。

　　这种“两头在外”的贸易形式，被称为“来料加工”，和“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一起，统称为“三来一补”企业。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年代，它们成为中国经济启动的引擎。

　　统计数字显示，1986年，广东省近4成的出口额由“来料加工”贡献。中国出口的产品，也从农副产品为主转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实现了出口产品结构的第一次转变。

　　引进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东莞，也依靠这种贸易形式，在过去的30年间迅速发展成“世界工厂”。农民工的汇款，更让这种财富效应扩大到内地，2007年，通过东莞市邮政局汇到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汇款，就有100多个亿。

　　体制变革

　　那时，赵书彧忙得很。

　　由他担任总经理的位于东莞市运河东路的机械进出口公司，那几年生意火爆。虽然名叫机械进出口公司，赵书彧进口和出口的机械却很少。

　　主要是帮没有进出口权的“三来一补”企业代理进出口，大部分是轻工产品，电扇、手电筒、电视机、箱包。

　　在建国后构建的“统治贸易”体系里，进出口权是一种由中央12家贸易公司垄断的专属权利，其纵向分布在各省、市的分支机构，主要负责出口产品的收购和进口产品的接收，赵书彧的公司，只是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在东莞的一家分支机构。

　　当中国的贸易额在80年代中后期已呈井喷式增长的时候，这种由一家垄断的贸易管理体制，造成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隔层”。在对外开放的刺激和要求下，对内的改革以“不得不”的被动姿势起步。

　　放权成为改革的主线。指令性的进出口计划被汇率、税收和信贷等经济手段调控取代。从1988年起，北京的专业外贸公司，开始与地方分公司脱钩，自负盈亏。垄断的外贸权也逐步放开，近3000家民营的生产企业、科技开发机构、商业公司获得进出口权。在中国越做越大的外贸盘子里，他们共同分享一块蛋糕。

　　在东莞，每个乡镇都成立了贸易公司，赵书彧感到了竞争的压力。

　　“以前即使亏损，总公司也会补给我，现在不仅断了奶，后面还有人在追赶你。”生意不好做了，赵书彧开始动脑筋。

　　他建了自己的来料加工厂，搞了几个大的工业园，并在2000年对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当东莞大大小小的外贸企业增加到100余家的时候，赵书彧的公司不仅没有死掉，还实现了每年8000万的创汇，相当于改革开放前整个东莞的外汇总收入。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其准许找出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个论断，在30年后的中国，寻找到鲜活的注解。

　　WTO的共赢

　　当开放和改革在同一节奏里共舞，中国经济的引擎便有了更加强大的动力。

　　从1990年开始，中国扭转了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6%上升到2007年的37.5%。

　　越来越大的生产能力，需要更大的市场。

　　早在1986年，这个问题就已经成为现实。

　　拥有144个成员国的关税总协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在联合国领导下对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行为进行规范和管理的GATT(后改为WTO)，因囊括了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的经济力量而被称为“经济联合国”。

　　1986年，外经贸部副部长沈觉人，将中国加入GATT的申请书，送到了其位于日内瓦的秘书处。

　　自此，中国人开始了最艰难的谈判，整整15年，历经4届代表团团长。

　　4×100米接力的最后一棒，是龙永图。在2001年9月启程去日内瓦参加第18次会议前，他颇动感情地对记者说：“如今，长征似的旅行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

　　两个月后，卡塔尔首都多哈成为中国人的幸运地，穿着白袍，带着头箍的卡塔尔部长槌子一敲，中国成为WTO第144个成员国。

　　加入WTO的利弊，成为那个冬天最热的话题。

　　尽管对报纸铺天盖地的讨论不甚了了，北京市民刘士明还是很快就体会到WTO带给他的现实好处。2003年，他以39.8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他早就看中的进口车——丰田佳美，比之前便宜了整整7万元。

　　降低关税的承诺，也让中国的本土企业立刻感受到生存的压力。2003年，先后60余次的降价几乎涉及了所有国产车品牌。与此同时，以更低关税进入他国市场的公平待遇，也让中国的外贸企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给世贸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新市场，而世贸组织也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竞技场。”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在中国加入WTO第五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表达他的看法。

　　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世界大舞台

　　“这是加入WTO后，我们遇到的最可怕的挑战。”东莞民营企业家易进说，他的公司，同样是这个城市里众多为外国人生产鞋子的工厂之一。在外资企业的带动下，一批批本土的民营企业，已经生根发芽。

　　不过，这个精明而有远见的34岁年轻人，早在半年前就已开始调整公司的经营策略。

　　为了在今后各种更加难以预料的挑战中不被淘汰，易进还花费4.8万元，报考了清华大学的MBA研修班。只有高中学历，靠着勤奋和聪慧创业成功之后，易进确信，知识能带给他更大的空间和可能。

　　“未来难以预测，世界难以想象。”75岁的佟志广感叹。

　　20多年前，作为中粮集团老总的他，只能按计划进口新西兰的ANCHOR牌黄油和希腊的橄榄油，并把它们送到大使馆和只能凭护照进入的友谊商店。如今，法国人开的家乐福超市，遍布中国的大中城市。在专门出售进口食品的柜台里，人们可以随意选择日本的纳豆、意大利的面条和美国的辣酱。

　　有人举旗反对全球化的恶果，有人不声不响地享受着它带来的多彩生活。

　　虽然早在西汉时，中国人就已通过“丝绸之路”广开贸易之门，全球化的进程在15世纪就已渐成气候，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却在20世纪末才搭上这趟便车。

　　不过，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做生意的精明和自信，仅仅用了不到30年，中国就已成为世界排名第三的贸易大国，和220多个国家有着生意往来，赚回了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并因此在这场金融危机的解决中被给予厚望。

　　整整30年前，佟志广引进可口可乐的时候，美国人告诉他：“你们中国人喝不惯的这个怪味，其实是中国味儿。它来自于从广西引进的桂油。即使中美禁运的时候，我们也始终通过香港进口。没有了这种特殊的中国味儿，美国的可口可乐也就不是可口可乐了。”

　　不管谁愿意不愿意，贸易早已让这个世界不可分割。(记者刘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