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融海啸吹倒了美国人的房子，中国人也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钱包，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地球两端的人们感受到了一个同样寒冷的冬天。

　　在贸易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个管理着300人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小企业主的命运，和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休戚相关。

　　不管谁愿意不愿意，中国早已和世界连为一体。

　　不可分割的世界

　　2008年11月3日，东莞下起小雨，小企业主张建军度过了难熬的一天。

　　在他位于佛山的拥有8条流水线的工厂里，300余员工正焦急地等着他带回10月份的工资，而张建军却只能无功而返——欠他16.9万原料费的这家名叫韦旭的台资鞋厂，一夜之间倒闭了，那个帅气的台湾老板无声无息地卷款潜逃，留下一堆还没有运走的鞋和2000多名同样等着发工资的员工。

　　张建军的企业，只是为这家制鞋厂提供一瓶瓶粘合皮子的胶水。

　　以往这个时候，在韦旭位于东莞市长安镇泰达路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忙忙碌碌地将皮革、塑料、布等原材料，加工成一只只做工精细的皮鞋。之后，一辆辆蓝色的卡车，花费一个小时将这些鞋子运到位于深圳的盐田码头。装船，穿越太平洋，到达美国的港口。早已等在这里的美国销售商将一箱箱价低质优的中国鞋，运往各个城市的销售点。最终，这些鞋子被美国主人穿在脚上，走过美国的大街小巷。

　　一沓沓的钞票也顺利地装进所有人的口袋。

　　这惯常的、完美的链条，在2008年9月，被一个起初并未引起张建军关注的新闻打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雷曼兄弟申请破产。

　　杵在韦旭鞋厂荒凉的厂门前，他才搞清楚，一家和他八杆子打不着的美国银行的倒闭，是如何影响了他的饭碗。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牵扯到美国的实体经济，失业的美国人民缩减消费，一些大型连锁超市倒闭，美国客户取消了中国鞋厂的订单。

　　如此，在一个由贸易打造的世界体系里，这些每日在工厂里忙碌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小企业主的命运，和端坐在美国华尔街豪华办公室里的金融大鳄们，休戚相关。

　　关上了的一扇门

　　如果在30多年前，张建军甚至会为这场经济危机拍手叫好。

　　他所接受的教育告诉他，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顽疾，美帝国主义国家有了经济危机，是他们剥削人民罪有应得。

　　1949年以后的中国，一度被鲜亮的红色涂抹。

　　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一切联系的通道均被关闭，正常的贸易往来自然也被终止。0.005%，这个约等于零的数字，是1955年资本主义市场占中国贸易的比重。

　　“根据斯大林的安排，我们要在苏修国家范围内建立一个自己的市场，不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佟志广说。

　　在这个人为划定范围的圈子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分工明确：中国提供农副产品，然后从东德买进阿尔法胶卷、从古巴买糖、越南买肥皂，到阿尔巴尼亚和朝鲜购进香烟。

　　然而，有些问题无法解决——除东德和苏联外，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水平都比较低，一些中国实现工业化急需的机械设备，无法得到满足，特别在中苏交恶以后。

　　因此，几个和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特殊通道仍被保留。

　　香港和广州发挥了重要作用。

　　“禁运的时候，我们好多急需的东西，主要是一些医疗设备、药品，都通过总部在香港的华润进口，华润又通过欧洲的中立国，比如瑞士买了不少东西，那时候很多瑞士公司发财了。”曾任华润集团老总的佟志广回忆。

　　另一个重要的通道是开始于1957年的广交会。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用离奇和可怕形容他在”文革“期间参加广交会的经历。

　　参加交易会的欧美客商下榻在一幢斯大林式中国建筑物——东方宾馆的狭小客房里，由第一联络处负责接待，日商被安置在广州宾馆，由第二联络处负责，港商住在流花宾馆和其他宾馆，由第三联络处负责。交易大厦设在东方宾馆对面，主要入口处都挂有毛主席像，在“文化大革命”各种宣传品的包围下，外国商人与中国的贸易官员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最后，某位先生便会扔给你一张纸，通知你他要按计划买入或卖出的商品和数量，这就是你的订单，无论几周前你开价或讨价多少，一律成交。”

　　来的人极少。

　　开放之初

　　不过，事情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些变化。

　　1964年，在戴高乐的推动下，中法建交。1972年，一个乒乓球，打开了中美关闭了20多年的交往之门，随后，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没有哪一种人为安排，可以强大到最终战胜客观规律。

　　很多嗅觉灵敏的“资本主义商人”，意识到了这一系列政治变局背后的商机。

　　1973年，在华盛顿的佟志广，正忙着接待一拨又一拨的美国商人，年初，他被派到刚刚设立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负责商务工作。

　　“通用、摩托罗拉、美孚，很多美国大公司都来找，为此，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美中贸易委员会，安排他们和我们谈，我们天天坐着这些公司的私人飞机去考察，写成报告给国内参考。”

　　受少得可怜的外汇储备制约，中国必须在这些企业中精挑细选，“我们很快买了通用的电动机车，40部！”

　　1978年，在外国人聚集的北京饭店、友谊商店，人们再次见到红色商标、味道酷似中药的美国饮料，可口可乐。离开30年后，这个以“哪里有美国人，哪里就有可口可乐”为目标的美国著名企业，重返中国。

　　开放，先于改革，在70年代，撕破了红色中国的一角。

　　此时，为进口提供外汇的出口，延续了以往的惯性而没有多大变动。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由外经贸部管理的粮油、机械、医药等十余家贸易公司，依旧垄断着“进出口权”，他们按照计委每年制定的指标，按部就班地完成出口任务。

　　外汇并不多，1978年，可供贸易公司腾挪使用的美元，只有16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