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艾滋病项目官员司马杰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20个男同志中，就有一个感染艾滋病

　　自1981年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后，艾滋病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在全球蔓延，迄今已经成为威 胁人类发展最致命的瘟疫之一。

　　多年来，世界各国都为防治艾滋病做出不懈努力，并在2007年首次取得“明显的重要进展”：艾滋病病毒新感染 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有所下降。但据推测，在未来八年中，仍将有4500万人成为新的艾滋病感染者，其中40％将来自亚太 地区。

　　在中国，艾滋病还没有达到大规模流行的程度，但随着感染人群从特殊群体向一般群体扩散，中国潜藏着成为艾滋病 流行大国的危险。

　　“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庞大的流动民工队伍，国家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的不对应，对艾滋病感染者及病 人的严重歧视，公众对艾滋病传播方式的知识不足等因素，构成中国防艾工作的严峻挑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驻华代表处艾滋病项目官员司马杰(EdmundSettle)说。

　　中国政府措施更有力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你怎么看这个主题？

　　现在全球大多数政府都已经承诺，要控制艾滋病，为受影响的人群提供治疗等等。世界艾滋病日是个好机会，提醒政 府还有这么一个事儿。

　　在全球范围内，对艾滋病疫情的控制，进展得怎么样？

　　新千年以来开展的项目和投入的大量资金始见成效。每年新感染的人数下降了，不少中低收入国家的感染者和病人也 获得了治疗机会。

　　但艾滋病疫情的蔓延，似乎比我们做出的应对发展得更快。在一些国家为抑制疫情而努力的同时，疫情却在另一些国 家开始复苏和蔓延，尤其在亚太和拉美地区。

　　另外发现了一些新的群体，比如男男性行为人群(MSM)，在受艾滋病的影响。全球因此也有一个共同的呼吁，要 在这些脆弱人群中加强预防。

　　中国的情况，我这里有卫生部新公布的几个数字，“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去年，中国内 地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5万，相当于每天有140个人被感染”，这说明什么问题？

　　从全国人口基数来讲，中国的整体感染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但在特定的地域和特殊社会群体中，存在高流行的特点。 高艾滋病感染率多见于上世纪90年代卫生条件恶劣的状况下进行血液及血浆采集的地区，以及吸毒者、性工作者、男男性行 为者等脆弱群体中。比如，男男性行为人群成为中国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上升最快的人群。2004年，北京市卫生官员报 告不到1％的男男性行为者被发现HIV呈阳性，两年后，感染率已攀升到5％以上。

　　在疫情的蔓延趋势上，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路线，和大多数国家相似，从吸毒人群开始，到性工作者群体，然后向普通大众传播。尤其是经 过一段时间，这种趋势就更明显。而且如果国内人口流动加快，传播会更加迅速。

　　和其他国家一样，最贫困的人群、少数民族人口，更脆弱一些。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相对较差，受教育水平较低。另 外，和其他国家一样，政府对艾滋病的反应一开始比较慢。媒体也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是一帮坏人。

　　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以前的非法采血，造成了很多感染者。

　　你怎么看中国政府近年在艾滋病问题上的作为？

　　2003年，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在当年召开的联大艾滋病高层会议上，中国卫生部常务副 部长高强表示，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问题极为重视。也是从那一年起，之后的每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国家领导人都和感染者见面 。

　　2003年以后，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力度相当大。从资金投入的角度看，提高了很多。比如说在吸毒人群中，控 制艾滋病的一个有力举措是美沙酮替代疗法。在为全国各地性工作者提供安全套方面，也提供了帮助。

　　去年，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一个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防治方案(2007-2010)，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 中心主任吴尊友最近指出，这一人群将成为下一步防艾重点之一。以前，政府一般是不与男男性行为人群接触的，而现在，让 他们参与政策制定，并且鼓励他们更有力地执行项目。从国家的角度讲，在男男性行为人群当中预防艾滋病，只有中国有这样 的项目和举措，其他亚太地区都没有。

　　从艾滋病的传播、感染、发病情况看，中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区别大的是，中国政府现在应对艾滋病的措施 更全面，举措更有效，覆盖面更大。

　　那不足之处呢？

　　比如说，国家层面即使有很好的政策，但在各地的执行情况并不相同。

　　像云南，对艾滋病就很公开，采取了很多创新性的项目和举措。但在其他有些地方，就不太积极了。不积极的原因可 能是多面的，一个是当地可能不认为自己有艾滋病问题；二是如果把艾滋病问题谈得很多、很重，就好像会对地方经济、形象 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我们也在通过项目，帮助当地有所改变。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到，到2015年遏制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就现状判断，你觉得这个目标能 达到吗？

　　可能有些国家会达到。

　　一般来讲，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政策环境到位、民间组织和感染者都来积极参与。如果这三个方面不积极配合发挥 作用，实现这个目标就很困难。

　　那中国的情况呢？

　　从政策角度看，中国已经到位了——其实是很超前的。但在执行方面，各地存在很大差异。

　　在民间社会、草根组织方面，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组织专业化的问题。这需要有更大的法律空间、社会空间，让他们 更好地生存、发展。中国政府现在开始做这方面的努力，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感染者来讲，也需要不断地鼓励他们，让他们站出来讲话，向政府和公众传达这一人群的信息。

　　UNDP在促进三方协调参与方面做了什么工作？

　　我们努力去做的，是把不同的各方团结在一起，让他们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不是自己去做什么活动，也不是直接 掏钱给谁，而是为他们提供平台，鼓励他们去参与，并在整体上提供一个倡导策略、沟通策略，使各方在参与能力上有所提升 。

　　比如，我们为草根组织提供机会，让他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提升他们的领导力。今年年初，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合作，支持3个草根组织到泰国开会，支持他们参与一个男男性行为者服务手册的开发。我们也支持成都的一个男男性行 为组织的一个代表，去参加联合国艾滋病高层会议。这应该是中国第一次有男男性行为人群代表在纽约联大上参加这种会议。

　　说出你的故事来

　　你在UNDP做艾滋病项目，已经三年多了，在与感染者和病人的接触中有什么感受？

　　比如当时在农村发现的情况，总体感觉就很悲哀。他们各方面条件都很差，贫困、教育水平低下，与外界社会接触相 当少。因为穷，他们参与了卖血——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感染了艾滋病。这样，艾滋病就在农村范围内传播起来。

　　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当我看到一些感染者家庭，又深受启发。其中一个感受是，家庭支持对感染者的作用非常大。有 一家四口人，父亲和儿子是非感染者，母亲和女儿是感染者。为了保证母女按时服药，不中断，父亲放弃了外出打工，在家务 农。现在，母女二人的健康状况相当稳定。

　　对于这样贫困地区的感染者，目前有没有特殊的扶持政策，比如小额贷款。

　　大多数针对农村地区的贷款不考虑感染者家庭。固有的想法是，一旦家庭成员中出现感染者，家庭负担就会加重，原 本就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家庭，会更加贫困，根本无力还贷。其实，他们虽然是感染者，但在发病之前，还有工作能力。

　　2003年至2006年，UNDP和国家疾控中心合作，在山西南部开展了一个小额贷款项目。140多个感染者 家庭获得了分期小额贷款。他们利用这些贷款搞农副业，很多家庭都产生可喜的经济收入。多数感染者的情绪和自信心有明显 提升。还贷情况也基本令人满意，80％以上的感染者家庭都能准时还贷。我想这个项目会对农村扶贫政策，有所启示。

　　你感觉在中国，对感染者有歧视吗？

　　有，很严重。不光在中国，其他地方也一样，大多数人还认为，艾滋病离我很远。因为觉得很远，所以会对艾滋病有 一种偏颇的想法或观念。会说，噢，他是吸毒的，他是卖淫的，他是同性恋等等。

　　很多人认为，事实就是这样。

　　但艾滋病的传播不是因为你是吸毒的，你是卖淫的，你是同性恋。艾滋病的传播，主要是因为不安全的性行为。比如 今年一年，我在北京就有7个朋友检测出了艾滋病，他们都是年轻的专业人员。所以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每个人都有机会受 到感染。

　　怎样减少歧视？

　　让感染者站出来说话，讲述自己的经历，比如他是怎么感染的、如何接受治疗的，他的处境如何，面临什么样的环境 压力等等，让公众能够从人性的角度去感受到他们。

　　可是他们愿意站出来吗？

　　多年以前，他们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话的，他们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全国范围内，可能只有两三个人，敢于站出来 和政府对话，或者在公众面前讲话。而且即便有机会、有胆量，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说。所以去年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启动了 一个“积极对话”项目。主要目的是培训感染者，为他们提供情感、心理、组织上的支持，有机会表达，知道如何表达，从而 提高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理解。

　　一年下来，“积极对话”的效果如何？

　　效果超出预期。现在，感染者有更多的机会讲话。比如11月28日晚上，我们在798艺术区举办了一场“红围巾 ”活动。活动的发起者，是一个女性感染者，也是一个积极对话者。她走访了很多感染者，请他们参与编织了5段红围巾，分 别代表5个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妇女、农民、少数民族、男男性行为者、儿童。她的走访经历被制成短片，在活动现场播放 。她也在现场发表了讲话。另外，在活动现场，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个积极对话者的父母，他们用了几年时间才走到公众面前。 这个母亲讲述了她从绝望到希望的心路历程，当她说：“我不会放弃这个儿子”的时候，现场有很多人落泪。

　　高危人群

　　我看到UNDP在11月份连续出了两本有关男男性行为人群的书，为什么尤其关注这个群体？

　　由于偏见、污名和传统道德观，男男性行为人群被中国主流社会所排斥。但这并没有阻止其规模的扩大。最近卫生部 公布的一项调查指出，性活动的男男性行为者人数约500?1000万人，达到中国性活跃的男性总数的2％?4％。

　　这个人群，尤其是城市中的男男性行为人群，其艾滋病感染率远远超过普通大众，近年约在20个男男性行为者中， 就有超过1个感染者。对整个亚洲地区而言，有预测显示，如果预防工作停留在2007年的水平，亚洲地区未来几年感染艾 滋病的人群中，男男性行为将是最大的原因，并且感染人数每隔两年将翻番。

　　他们为什么会处在如此危险的状态？

　　在中国，大多数男男性行为者不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近，他们在发生性行为时，一般都不使用安全套。此外，在中国 男男性行为人群当中，大多数都处在隐蔽或半隐蔽状态，周围没有支持系统。也是由于处在一个隐蔽状态中，他可能感到很孤 独，所以当他通过网络或聚会场所，寻找到同伴，发生性行为时，一般都不会想到艾滋病。

　　从医疗卫生系统人员来讲，大多数人都不会理解男男性行为者在健康方面的需求。所以一个男男性行为者去找医生谈 自己的性行为，或者主动去做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很少见的。

　　男男性行为人群在民间组织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从男男性行为者的角度来讲，他们的草根组织可能是数量最多的，超过其他类型的草根组织，但能力参差不齐。各地 也有一些感染者组织，其中表现最杰出的一个叫“中国爱之关怀”，活跃在广东、广西、云南、湖北四省，2006年曾获联 合国颁发的“红丝带奖”。但总体来说，大多数中国草根组织对艾滋病的应对，比较薄弱。他们做的，往往是在有限的空间中 宣传艾滋病或者搞小规模的活动，无力应对更大、更复杂的状况。所以今年，UNDP支持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至少20个草根 组织，一起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同志论坛，中国男同健康论坛，秘书处设在成都。他们可能会在倡导宣传方面以及和政府沟通 方面，做出策略和行动方案。

　　你即将离开中国，去泰国做艾滋病项目，请对自己这几年的工作做一个评价。

　　我们在这里很高兴地看到，通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中国社区组织开始更多地参与到艾滋病活动当中来，感染者也能够 站出来。举个例子，刚才提到的“积极对话”项目，一个积极对话者，在参与这个项目之前不和别人谈论艾滋病话题，更别提 在公众面前讲话了。但是现在，他可以站在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人面前，讲述他感染以后的经历。他的讲述，让很多人感动得落 泪。

　　男男性行为群体，三年前我们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各个群体之间都是很少对话的，也很少和政府对话。现在，他们 能够一起成立一个男同健康论坛，能够站出来让大家认识到艾滋病其实就在他们身边。

　　从政府的角度讲，以前可能不会考虑男男性行为人群，现在把他们纳入到工作中。

　　虽然事情都不是完美的，但在这三四年的工作中，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在日益走好。

　　(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艾滋病助理项目官员高育华女士对采访提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