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琛、王开/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取得这么大成就，最根本的是解放了生产力，而教育解放的力度相对不够

　　也许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30年，起点之一就是恢复高考---大多数人得以摆脱“身份”，平等地开始人生奋斗。

　　在30年的背景下看教育，无论是对高考制度的针砭，对城乡差距的忧虑，对区域教育资源不平衡的无奈⋯⋯其根本都指向了四个字---“教育公平”。

　　一方面是教育的大发展，全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另一面却是并不理想的公众满意度，症结仍是公平问题---东部和西部、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城市和乡村，差距依然触目。

　　“教育公平”的努力，仍需在30年后不断加力。

　　教育解放的力度相对不够

　　《望东方周刊》：恢复高考可视作教育改革的发端之一，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对人的解放？是人才准备？还是实现了教育公平，突破“成分”束缚？

　　周洪宇：准确地说，恢复高考最重要的意义，是使我们重新回到了促进教育公平的道路上。

　　“文革”期间，中国的教育几近停滞。在1972、1973年前后一部分高等院校恢复了招生，在选拔学生时，一开始采取的是群众推荐、个人报名、单位同意、学校招生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招生方式下，才出现了“白卷”先生的情况。

　　这种“推荐上大学”的方式非常复杂，主要靠政治表现，很难有什么科学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血统论”。

　　为什么是1977 年恢复高考呢？因为当时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做任何事情，人才是最主要的。通过恢复高考，重塑了公平竞争的社会价值观。

　　《望东方周刊》：30年下来，围绕高考制度的争议也越来越多，改革呼声渐强，对此你怎么看？

　　朱永新：高考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如何实现高考的公平，也有不同的模式，我认为，在不同的区域里有不同的分数，本身就不公平。国家应该加大对西部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同时，从人才分配机制入手，把一些高等教育照顾录取的名额划成定向培养的名额，即毕业后定向服务若干年的制度，这对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经济发展等会有很大促进作用。

　　我有一个观点，应当对国内大学进行分类管理，也就是分成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市立大学等，国立大学对西部、农村招收定向培养大学生，保证边疆有人才资源。

　　周洪宇：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们就在努力向最优的选材制度发展。但是，考试制度只是“成绩面前人人平等”。那么成绩能不能作为唯一标准呢？显然不能。

　　考试只考知识，不考能力，更不考品德。所以，只做到“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从单一考试转向多元评价，建立科学的评价制度才能保证为社会选拔出更多更好的人才。理想的考试制度是既能考能力，又能考道德的制度。

　　《望东方周刊》：2003年起，22所大学开始尝试自主招生。如何看待这些高考改革？

　　朱永新：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取得这么大成就，最根本的是解放了生产力，而教育解放的力度相对不够，许多政策把学校的手脚捆起来了。我一直呼吁和提倡把招生的权力还给大学，这是社会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说到自主招生，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大学腐败。其实，完全不必担心高校的腐败，可以通过质量监控的方式，比如成立监督委员会进行管理。

　　大学有不同的人才需求，不能搞简单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鼓励大学办出个性来。世界上那么多有名的大学，哪个大学是没有自主权的？不仅是招生的自主权，以后连课程设置的自主权，专业设置的自主权等，都要还给大学。

　　从学历主义走向学力主义

　　《望东方周刊》：人们一直把上大学看作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但1999年后，随着教育产业化和扩招的到来，大学收费提高，教学质量下降，大学生就业困难⋯⋯高等教育的含金量在降低，有人甚至说“上大学不再能改变命运”。

　　朱永新：我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45%左右，其实也不是很高，世界上比我们高的多得是。当然现在回头看，我们扩招的速度、规模、节奏都快了点。但我认为这步既然已经跨了，也没什么好害怕的，关键是重点思考今后我们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上如何更均衡，更可持续。

　　在前面若干年里，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导致师资队伍、实验设备、图书、教学管理跟不上，导致一段时期教育质量的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毋须讳言。优秀教师给本科生上课的比例有待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质量有待提高。大学教学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现在这样不是基于学生阅读、讨论的满堂灌教学模式，对人才的创新能力有很大遏制。

　　最重要的是，社会如何从学历主义走向学力主义，让那些没有很高学历的人，同样可以做公务员，甚至做部长，受人尊敬。在尊重能力的前提下，便会有学历以外更多的衡量指标，人们就不会都去挤高考这座“独木桥”了。如果全社会都树立这样的共识，很多僵化的教育模式就会受到挑战。

　　《望东方周刊》：高校收费20年间增长25至50倍，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证贫困人群享有教育公平？

　　朱永新：国际上有个非常好的做法，就是根据家庭收入高低来收学费。我们现在是根据高等教育的成本来定价，可是又缺乏严格规范的核定机制。

　　平心而论，我们的大学收费在总量上跟国际那些重点大学还有差距，但从收费占老百姓收入的比例来看，已经超过国际标准很多。必须建立起不让一个学生因为经济贫困而失学的国家机制，通过助学金、贷学金、奖学金、绿色通道等保证每个人都读得起大学。另外应该允许一部分学校以国家购买公共服务产品的方式帮助困难学生。还有就是大学分类以后，都可以赋予一定的自主定收费标准的权力。同时，国家还可以对大学生到西部、到农村就业的采取退还学费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