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林天宏

　　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由官方建立的“劳务工博物馆”，它成立于2008年4月28日。

　　围绕这座博物馆的问世，媒体与公众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有人称，它“还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数亿劳务工应有的历史地位，让深圳这座以改革创新为名的城市，接受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精神洗礼”。

　　当然，只是还原劳务工的历史地位，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远远不够。如今，在深圳，从政府部门到民间组织，从商业利益集团到各种NGO，从各级官员到劳务工本身，人们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式，向这个庞大的群体，伸出一双双温暖的手。

　　在这个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寒冬，这座城市正由内里生出阵阵足以御寒的暖意。

　　当曾振海花了680元“巨款”，买下这台相机时，他怎么也想不到，它最后的归宿会是在哪里。

　　那是1993年的12月8日，当时还在深圳一家酒店当服务员的曾振海，瞒着妻子，将自己三个月的工资，换成了这台型号“DF—2”的“海鸥”牌照相机。

　　从那一刻起，这个自小就“希望成为一名摄影记者”的外来工，真正走上了摄影之路。那些年里，这台相机一直伴随着他，记录着身边的同类——那些同样背井离乡，来到深圳打拼的外来工，记录下那一段段飘散在城市底层的喜怒哀乐。

　　十多年后的今天，曾振海早已改变了旧日的身份——他是深圳小有名气的摄影家，宝安区公路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还拥有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深圳户籍。

　　而这台伴随着他度过那段难忘岁月的照相机，也已经15岁“高龄”了，镜头略有些发霉。如今，在明亮灯光的照耀下，它静静地躺在一个干净的玻璃柜里。

　　玻璃柜属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这座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的灰白色两层建筑，是中国第一座由官方建立的“劳务工博物馆”，成立于2008年4月28日。

　　“我一度在想，把相机搁在这里，是不是意味着，我把自己的青春和历史给丢了？”曾振海颇有些伤感地说，“但我心里也明白，这儿，应该是它最好的归宿。”

　　的确，这座博物馆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铭记过去几十年中，数千万名劳务工在深圳的奋斗史。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是我们这座城市能有今天，不应该忘记他们。”博物馆筹建负责人、宝安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李景维说。

　　劳务工们的深圳记忆

　　在深圳这座处处留下打工者痕迹的城市里，就连这座博物馆的建筑本身，也是一件文物。

　　2006年，宝安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石岩街道进行文物普查时，意外地发现，这座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建筑，却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首家“三来一补”外资企业——上屋怡高电业厂的旧址。

　　这个发现，令劳务工博物馆的筹建者们受了启发，宝安区政府决定，投入350余万元，对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旧厂房进行保护性改造，建设为劳务工博物馆，向改革开放30周年献礼。

　　“这是我们馆中最珍贵的藏品之一。”李景维指着一份只有两页的泛黄文件说。这是1978年12月18日，上屋怡高电业厂正式决定落户深圳时，签订的“001号协议书”。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电业厂成立的那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的日子。从那一天起，这个国家终于找到了通向国富民强的历史方向。随后，正是在这家港资工厂中，25名来自四川等地的女工，成为全国首批劳务工。

　　如今，这家中国最早的“三来一补”工厂，已经发展成为年产值5亿元、拥有数千名劳务工的大型企业。而这25名劳务工的人生足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她们中的很多人，早已嫁到了香港、沙头角等地，文物工作者们几经周折，也只找到了其中一位叫叶秀珍的女工。其中有十几位女工，更是连名字都无处寻觅，人们只能从博物馆原样复原的场景中，想象她们的工作与生活情景。

　　博物馆的一楼，是电业厂曾经使用过的3条电器装配生产线。就在这些今天看来略显简陋的生产线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电子零件，曾经经过她们的手，装配成一个个咖啡壶、电吹风、微波炉，然后销往世界各地。

　　在博物馆的二楼，有着这些劳务女工幽暗窄小的宿舍。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摆着6张上下铺的单人铁床，粗糙的水泥墙壁上，贴着翁美玲、黄日华等那个年代的明星海报。

　　这些都是在历时两年多的筹建过程中，宝安区的文物工作者们征集到的实物。如今，它们的数目已多达6000件，并且还在不停地增加中。每一件实物，都记录下了一段劳务工们曾经经历过的真实生活。

　　一本办理于1981年，纸质已经泛黄的“宝安县临时居住证”，这应该是“暂住证”的最早版本之一。对于劳务工来说，这一纸身份证明，曾是他们求职与谋生的根本。

　　数十张从全国各地到深圳和宝安的火车票和长途汽车票，其中一部分，甚至是如今早已被淘汰的硬卡车票。能把这些车票保存下来，想必车票的主人们，都是些心细的人。

　　一组特殊的建筑工具：一双皮鞋、一把扳手、一把螺丝刀和一顶安全帽，它们都与深圳的地标建筑——地王大厦有关。修建于1992年10月至1996年3月的这栋大厦，是当时中国的第一高楼，其工程高峰时期，曾使用2100多名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劳务工人。

　　“上天让我们相遇得太早，却给的缘分太少。但我对你的思念深深难忘，每天借着去洗手多看你几眼，看不到我好像整个人都缺什么。”这是一封情书，它被一位叫梁波的劳务工，抄写在一张“塑胶部修机记录”上。它的旁边，还静静躺着主人公送给女朋友的爱情信物：一个顶部装饰着两个心型图案的小木凳。

　　角落里一个暗红色的皮箱，也吸引着参观者的注意。这个老式皮箱，是曾振海1988年只身来深圳的唯一行李。20年过去了，皮箱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而它的主人因酷爱摄影，也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打工仔成长为一个摄影家。

　　曾振海无疑是幸运的。那些曾同他一样，在深圳这个城市留下身影和汗水的劳务工们，大多数已经离开了深圳，成了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如今，他们的身影，只能在这一件件藏品中，找到零星的记忆。

　　好在这座城市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保存这些记忆。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这个由无数劳务工缔造出来的城市，“如今以这种方式，对这些曾在这里奋斗过的人，表达尊重，并将他们的记忆，纳入城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