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觉”

　　事实上，2003年的换届选举，深圳攫取了全国的目光。据不完全统计，包括这几位维权活跃分子在内，这个城市那一年共有12名“自荐候选人”参与竞选。尽管最终只有2人当选，但并不妨碍有媒体将其称为“深圳竞选风云”。

　　而罗湖区一位48岁的高级会计师肖幼美更是贴出了深圳人大代表选举史上第一张竞选海报，轰动一时。

　　据说，选举结束后，很快就有全国人大相关官员专门赴深圳调研这里出现的“选举新现象”。

　　这就是深圳。一位观察者称，这块被市场经济滋养多年的土地，较早地涌动起一股“民主自觉”。

　　深圳一位非常知名的现任市人大代表杨剑昌，据报道从1995年起，每年市人大开会，他就作为旁听的市民代表，连续5年都第一个赶到市人大会堂报名旁听，直到2000年自己正式当选为市人大代表为止。当上人大代表后，他每年都提出许多提议案和建议案，比如2008年“两会”，他一下提出至少40个建议，被媒体称为深圳的“议案大王”。

　　从2005年开始，杨剑昌开设了全国第一个人大代表个人接访室，把每月第一周和最后一周的周三设为固定的接访日。据说找他反映问题的市民常常爆满，有时还要排队。

　　很难想象，在深圳最受欢迎的个人博主，不是明星，而恐怕要算一位叫杨一平的市政协委员。从2006年3月与几位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起开博以来，至今在深圳主要网站之一的深圳新闻网上，杨一平的博客以近50万的点击量名列第一。

　　“这主要是因为我讲出了心里话，说的都是百姓最关心、最实际的民生问题。”这位律师这样解释他受欢迎的原因，“千万不要说官话、假话、空话、套话，那样的博客没人看。”

　　去年深圳市“两会”召开前，杨一平将他呼吁公交降价的提案贴到他的博客上，并在此后的时间里就这一议题发表了数篇博文，结果从网上到传统媒体掀起了一股讨论公交降价的热潮，用一位知情者的话说，“他俨然成了网上领袖，真是一呼百应”。有媒体描述他去参加由市政协组织的向政府各部门问政的活动：他“刚出现在市政协大堂，就被记者团团围住”。

　　在这股舆论热潮的推动下，政府对公交收费标准进行了调整。而这位政协委员自己则宣称，“我不愿意做一个花瓶和摆设，也不愿意做一名碌碌无为的看客。”

　　今年，他在博客上又贴出了关于推进代课教师同工同酬的提案，至今在深圳新闻网的博文点击量总排行榜上仍雄踞第一。

　　“公民社会”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有意味的是，在深圳，杨一平这样的行为竟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来自官方的认可。一位政府官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承认，“他跟政府较的劲儿，挺让人钦佩的。”深圳当地半官方性质的网络媒体协会，不仅授予他“最佳博文奖”，还让他在颁奖会上代表获奖者发表感言。而坊间有传闻，据说这位政协委员可是曾经公开拍着桌子批评过市长的。

　　这就是深圳。“我们原来习惯在万岁声中执政，现在要习惯在骂声中执政。”深圳市一位领导这样表示。

　　民间观察人士呙中校认为，“新深圳人”这个群体的出现可能会给政府提出一个崭新的课题，面对民间自下而上涌现出的这股新改革诉求，如果深圳政府能够响应和驾驭这一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深圳市政府已经在这一方向上有所探索。

　　2006年，市长许宗衡就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称深圳正由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他表示，“深圳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比内地一些省市更早进入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法治意识、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等都在转变”，而要实现向公民社会的转型，“最关键的是政府自身的转型。”

　　这种转型体现在政府的某些行事作风上。著名的民间议政网站因特虎曾获得市委宣传部颁发的“2005年度深圳市优秀网站二等奖”。深圳市有关主要领导曾在公开场合提到因特虎，认为它的存在对深圳是一件好事情。一位副市长甚至表示，自己也是一名虎友。

　　据因特虎创始人老亨透露，当以独立民间立场出版的第一本“因特虎深圳报告”面世后，政府各部门竟采购了大约3000本发下去。及至第四本报告，市政府干脆直接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资助10万元。

　　据说每年政府报告出台前后，市政府都会组织咨询座谈会。因特虎的核心成员几乎总在邀请之列，不过，“我们要收出场费的。”老亨笑嘻嘻地说。

　　在深圳，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向人大提交审议之前，还特意向市民代表征求了意见。“政府工作报告要怎样做？市长要听老百姓的！”一家当地报纸在相关报道中写道。

　　市长许宗衡在3月21日这天，揣着一红一黑两支水笔和一支铅笔，还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与通过媒体征集来的17名市民代表团团围座，听取意见。后来，多位市民代表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有些意见竟然真被政府工作报告采用了。

　　此前，2006年和2007年，当地一家媒体都曾在深圳“两会”期间专门开辟“有话问市长”栏目，通过网络和电话、传真、短信平台收集市民提问，整理后交给市长们。据称8位市长也是“高度重视”，“亲自就市民关心的重点问题一一回应”。

　　尽管看起来，“公民社会”在深圳官方话语中也许还只是初步探索，但这一观念已然在这个城市落地。正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所言：“深圳这个地方首先生长观念，其次才生长高楼大厦。”

　　大概鲜有地方政府会像深圳市政府这样，将“公民社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通过人大审议的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公民社会”的，有两处。

　　自治样本

　　葛明是负责将“公民社会”落到实处的众多深圳官员中的一个。

　　这位市民政局的副局长相信，“改革是深圳的根，是深圳的魂。在经济体制上是这样，在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上也是这样。”在由他负责的社会组织管理这一块，他所说的创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松手”，即让社会组织自主成长，发挥自治功能。

　　他目前的职责之一，便是“要像孵化高新技术产业一样来孵化社会组织”。今年11月初,这位副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深圳政府将为社会组织最大可能地“让渡出空间”，培育社会自治能力。

　　“只有弄好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形成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这位瘦削的官员强调。

　　政府“松手”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目前这个城市近200家行业协会商会都已经完成了民间化改革。原本在协会里兼职的政府各部门副职都统统退出，政府与这些组织确立起“新型关系”，即“双方都是各司其职的法人，是平等的合作伙伴”，让这些行业协会商会完全实现自愿发起，自选会长，自筹经费，自聘人员，自主会务。

　　也许可以这样说，某种程度上，因为有了这样的氛围，这个城市能够出现一批全国瞩目的行业自治标本，比如深圳市律师协会。

　　在2003年7月的市律师代表大会上，律师们提出，律协会长不应再由司法局指定，应当竞选，而且要差额选举理事。破天荒第一次，大会修改选举办法，让候选人们上台发表竞选演说。结果，律师代表投票下来，原先的会长(司法局的副局长)，在理事的选举中就已落选。

　　一名叫徐建的资深律师，在竞选演说中，提出深圳律师行业的十大工作主张，战胜另一位资深律师，以绝对优势当选，成为中国第一位律协“民选会长”。据徐建说，此前他从没有行使过选举权，但在那天下午，他生平第一次投下庄严的一票，并且是投给自己。

　　他没想到的是，“民主这把火”让他当选会长，却也在一年后让他遭遇“弹劾”。2004年7月的律师代表大会上，有60名律师提出了对他的“罢免案”。罢免案焦点主要集中在质疑徐建主持的理事会，未经律师代表大会决策，就动用律协千万元“家底”购买律协新办公楼。

　　“直选是民主，罢免也是民主。”他的反对者说。

　　尽管罢免案最终被宣告无效，但买楼争议和罢免风波一下让律协原有的章程暴露出种种缺陷，此前的制度设计遭遇到现实的挑战，比如，重大事项决策应该采用怎样的程序？对会长如何监督，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进行罢免？

　　面对这些挑战，深圳律协进行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修改这个协会的“宪法”。

　　在徐建的两年会长任期内，协会章程八易其稿，从原来的5000字扩充到1万1千多字。新章程中，对会长罢免程序予以详细规定，设立监事会对会长进行监督，对律协预决算未通过的后果责任做了规定。甚至还规定，倘若会长的工作报告未获律师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全体理事会成员包括正副会长应立刻辞职。

　　深圳律师目前早已有了第二任“民选会长”，而这部协会“宪法”也依旧在持续的完善中。徐建提出的下一步建议是取消代表大会，让全市5000多名律师彻底直选，真正做到“民选、竞选、直选”。他还设想，理事要分选区选举，副会长人选由会长提名组阁，而在竞选中被“PK”下来的会长候选人，则担任监事长，“让他带着‘仇恨’去监督会长”。

　　尽管徐建竞选时提出的十大工作主张在其后几乎都一一兑现，但他却认为，自己在任最大的“政绩”是完善章程。“制定了一部能让坏人进不来，好人变不坏的家法。”徐建说。

　　在2005年的换届选举中，三位会长候选人已经不仅仅只需要发表竞选演说了，他们一起坐在台上，面对着台下数百名律师代表，互相挑战、对辩。

　　如今，徐建只是一名普通的律师代表，“我坐在台下，该看他们表演了。”这位昔日的会长说。

　　在律协经历这一系列事件和风波时，协会原来的“娘家”市司法局并没有插手，而是“放任”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徐建相信，深圳数千名从业律师正在“搞一个社会实验”，“一块民主法治的试验田”，而这个试验中所形成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为政府和党内的改革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