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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
自1992年开始,龙永图介入中国复关谈判。1997年2月被任命为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是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2001年12月,中国成功入世。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职务,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
从1986年递交申请,到2001年12月11日最终成为世贸成员,中国复关入世用了15年时间,参与谈判的代表黑发变白发。
2008年11月13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国贸办公室,回忆当初谈判的艰幸,曾任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坦言,如果不是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动,入世谈判可能还在“扯来扯去”。
“小平推动成为关键”
新京报:按照国际惯例,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恢复关贸总协定的合法地位,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龙永图: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2158号决议,把台湾驱逐出联合国以后,台湾在关贸总协定上的代表也被驱逐出去了,这样就在政治上为我们扫清了障碍,所以当时若要回到关贸总协定,写一封信就能参加。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没有申请?
龙永图:当时,我们国家考虑,决定自己不参加。一个是因为我们研究了关贸总协定的章程,觉得它还是一个富国俱乐部。当时联合国成员有100多个,关贸总协定这时候才四五十个成员,多半是些发达国家。所以大家就觉得这是个富国俱乐部,我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去凑这个富国俱乐部的热闹。
另外一条就是,它是搞市场经济的,对中国来讲,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我们进去以后遵守它的规则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就自主决定不参加。虽然他们邀请我们参加,但我们还是不参加。
新京报:后来为何又去申请?
龙永图: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出口越来越多,大概三分之一的出口都是纺织品。1981年的时候,关贸总协定搞了一个多边纺织品谈判,签署了《多种纤维协定》。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分配纺织品的全球配额。当时,如果你不参加这个协定,你就分配不到这个配额。没有配额的话,我们出口美国市场的就只能是一些非配额产品,受到配额管制的产品就不能出口。
当时为了解决这个实际问题,我们就申请参加这个多种纤维协定。关贸觉得中国是个纺织品出口大国,就同意了,虽然中国不是关贸成员。1983年,我们参加了多种纤维协定,然后我们的纺织品出口大增,有了配额我们尝到了甜头,觉得关贸总协定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所以1986年我们就开始申请了。
新京报: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龙永图:审查中国经济体制的时候,人家就逼着我们一定要承认中国在搞市场经济。那时,中国认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一回事,我们不承认,我们说,中国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
他们不懂什么是商品经济体制,而且说,你一会儿市场调节一会儿计划调节,这种经济体制很不稳定,加入关贸以后就很难遵守关贸的规则。这个问题,从1986年一直拖到1992年,谈判没有多大进展。
新京报:就这么一直拖着?
龙永图:一直到小平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在这个重大理论突破以后,我们在1992年底,才在大会上承认我们在搞市场经济。这样才突破了这个难题。
新京报:邓小平对入世起了关键作用。
龙永图:小平对我们谈判的突破有直接推动,如果没有他,可能我们谈判到今天还在那扯来扯去。
新京报:谈判代表们对小平的感情都很深?
龙永图:是的,我们这些人对小平同志都有很深的感情。我记得,小平同志追悼会的时候我们在日内瓦,追悼会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日内瓦是凌晨3点。那时,我想一定要看看追悼会的现场直播,我就悄悄一个人3点钟起来看电视。我以为就我一个人看,后来灯全亮了,很多人都起来看小平追悼会直播。
新京报:市场经济扫清了障碍?
龙永图:那时开了十四大,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有了党的决议作为基础,我们就理直气壮地承认,我们搞市场经济,这样才结束了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审查。
新京报:我们承认搞市场经济,谈判对手都很高兴?
龙永图:是啊,他们主要觉得事情老是得不到突破,中国老不承认(市场经济),今天好不容易承认了。谈判谈了很多年,终于有了突破,他们很高兴,以为是他们“逼”出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自己转变了。
再一个,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宣布搞市场经济,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重大事情。
“我把美国代表赶出办公室”
新京报:1995年,关贸总协定变成世贸组织,中国想成为创始国,当时的决心很大?
龙永图:是的。我们进行过一次最后冲刺,如果这次谈判再没有结果,中国不能成为世贸创始成员,那我们就暂时中止这个谈判。
新京报:这算“最后通牒”吗?
龙永图:他们认为是“最后通牒”。我们不这样认为,这只是表达我们的决心。中国既然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也应该成为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当时我们做了很大努力,20多天,对方也做了很大努力,但在关键问题上还是没能达成协议,最后谈判破裂了。
新京报:加入世贸组织需要多边谈判,众所周知,美国人在谈判中很强势,为什么?
龙永图:美国经济贸易实力很强,在谈判中态度一直非常强硬。一般他要提出来什么东西,大家都要接受,美国跟其他国家谈判时,它都是强势的。
新京报:谈判很艰苦,当时如何应对美国的这种姿态?
龙永图:当时美国最喜欢讲的是,这个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那个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我们就讲,你那么多问题都没有谈判的余地,我们来干什么,干脆低头接受你的决定就完了嘛。你美方如果采取这样一种谈判方式的话,我们没法接受。我们中国人不太买他的账。由于美国这种强势的谈判态度,使得谈判很长时间内处于“打态度”
阶段,谈判没有实质性进展,浪费了很多时间。
新京报:不买账的底气来自哪里?
龙永图:我觉得,既然代表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谈判,还没谈判就说你必须接受我这个问题。这从对国家尊严、个人的尊严来讲,都是不可接受的。况且我们中国到了九十年代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不是你想怎么弄就能怎么弄的。
我们这个谈判是有国家尊严在里头的。
新京报:好像有一次你把美国代表赶出办公室。
龙永图:这是在谈到肉的检验时发生的。我们要对美国出口到中国市场的肉类进行严格的检查。美国代表说,他们的肉安全得很,我们不必进行检查。我就说,你说你们国家检查合格了,我们就不检查了,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后来,美国代表说,你们国家的肉都是注水肉之类的,那质量不要说人不吃,就连狗都不会吃。我一听就特别生气,我说你谈判可以谈,但别侮辱我们。
很严厉地跟他说:今天我不想跟你谈,你最好离开我的办公室。
新京报:后来他怎么解释?
龙永图:后来,这位谈判代表跟我解释,说其实不是想侮辱我们。在美国,狗就是跟家庭成员一样,他们说狗都不吃其实就跟说小孩儿也不吃一样。但当时那种情况下,顶在气头上,换任何一个人都会生气。中国人讲狗就代表着一种很贱的意思。
新京报:谈判其实是妥协的艺术,强硬和妥协可能都需要?
龙永图:是的。谈判过程中,虽然我也会发脾气,但大部分是比较温和理智的,特别是到谈判的最后,经常需要进行一些换位思考,用双赢的理念来分析谈判。我有时,经常是躺在床上,想如果我是美国代表,我为什么会支持某个问题;如果我是欧洲代表,为什么我会提出某个要求来。不能认为外方提出来的都是对中国不好的,就是无理要求,要实事求是地评估。
新京报:就这样,我们最后同意了开放汽车市场?
龙永图:是的。人家说要开放中国的市场,说你们中国进口汽车把得太严了,搞得你们国内的汽车那么贵,价格比国外同级别的汽车贵一倍、两倍、三倍,这就使你们的消费者根本买不起,这样中国的汽车市场就永远启动不了。
所以他就要求我们取消汽车的进口配额,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后来我们想想也是,如果把汽车关税降下来,配额取消,外国汽车进入中国,价格就能降下来,汽车才进入老百姓家。应该说,这不是让步,而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