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大学演讲我曾哭过”

　　新京报：1999年，朱镕基访美，双方都认为肯定能达成协议，但最后为什么没签？

　　龙永图：那时应该说，双方谈判代表这一级已经达成原则上的协议，就差技术上的一些细节和文字上的敲定。但是，当时美国国会给克林顿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说不同意跟中国签订协议，怕中国以后凭借在世贸组织的地位，博得在国际贸易中更强势的地位，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入世没有给美国的产业带来多大的好处。

　　在这种政治压力之下，克林顿决定不签了。

　　新京报：你当时说，美国人会后悔一辈子。

　　龙永图：是啊。美国的谈判代表知道消息之后，非常失望，有的甚至哭了。他们认为，克林顿在政治压力之下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政治判断。所以，我当时就说，你们会后悔一辈子。

　　新京报：后来，朱镕基总理即将离开美国时，克林顿又说要签。当时总理是怎么回应的？

　　龙永图：果然没多久，美方后悔了。克林顿给即将离美的朱镕基总理打电话，希望谈判代表团留下来接着谈，很有希望达成协议。朱镕基挺硬的，说既然你们几天前说不签，几天后又改变主意，你们美国人想签就签，不想签就不签，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就拒绝了克林顿的要求，说这次不签了，美国人如果想签的话就到中国去签。

　　新京报：后来，谈判为什么又中止了？

　　龙永图：谈得差不多了，赶上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中美谈判中止了，一直到11月份才恢复。谈判差不多中止了半年，这半年里中美关系处于低潮。

　　新京报：低潮并非常态，中美双方还是要打破僵局吧？

　　龙永图：当时中央从打破中美僵局的高度出发，特别是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恢复谈判的要求，于是接受了美方的要求。我觉得双方的最高层领导都有这个意愿来达成协议，应该说政治上没有了障碍。当时还有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再靠谈判代表团一级来解决剩下的问题比较困难了，需要靠高层来推动。在中央的授权下，朱镕基亲自来到了谈判现场，解决剩下的难题，也使美国最后下了决心签字。朱镕基亲自谈判，这体现了中央对达成协议的诚意。

　　新京报：跟美国谈完后，后面的谈判应该轻松一些吧？

　　龙永图：美国谈完后，和欧盟的谈判仍比较困难。欧盟的代表团讲，你们不能说和美国达成了协议，我们就得签，我们也有自己的要求。他们还打了个比喻，说不能你们请美国人吃饭的那个菜单，原封不动就拿来请我们欧盟，我们有我们的口味，不是美国人想吃牛排我们就要跟着吃牛排，我们也需要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和欧盟的谈判持续了几个月，到2000年4、5月份才谈成。

　　新京报：据说谈判中你还哭过？

　　龙永图：倒不是谈判时候哭。有一次我到经贸大学去做报告。头一天跟罗马尼亚谈，谈得很艰苦。原来欧盟说得很漂亮，说肯定抢在美国之前和我们签。可是，我们和美国签完了，欧盟迟迟不签，我就感觉像受了欺骗一样，比较委屈。所以第二天，我到经贸大学讲了前一天的事情，我就感到这些人的承诺不一定能够兑现。那时动了一点感情。

　　新京报：当时压力为什么那么大？

　　龙永图：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跟美国人签完协议了，和其他国家签，那都是相当自然的事情，没想到碰上欧盟这么强硬的一个骨头，半年过去了还没签下来，压力就非常大了。

　　另外，美国谈成之后，全国的期望值都非常高，上上下下期望值都很高，有些人甚至提出哪天必加入世贸。

　　可我们又迟迟解决不了，当时在那压力那环境之下，(流泪)是对压力的一种释放吧。

　　新京报：上面给过压力吗？

　　龙永图：上面也没有说一定要我给个时间表。中美签了协议，全国到处都在关注，以前还是静悄悄的谈，这下每天都曝光。记者见到就问，到国务院开会大家就问：“哎，什么时候签呐？”，“怎么还没搞好啊？”。这种无形的压力、舆论的压力、民众的压力，都变成一种责任。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完不成这个事可怎么弄啊。

　　“入世前筑起万里长城”

　　新京报：15年，终于谈成了，终于入世了。如果再选择，还会参加这个谈判吗？

　　龙永图：我不会再做了，这个事情太难了。

　　新京报：为什么？

　　龙永图：现在年纪也大，精力不济了。以前一个星期飞两次美国也没觉得累，现在从美国回来一次倒时差，起码要一个月半个月的才能恢复过来。当时主要是责任在身，忘了时差，飞了20多个小时到了华盛顿，下了飞机就去谈判，谈完了提着包就走。当时不知道疲倦不知道时差，现在到我这个年龄再要我这么做，精力上没法支撑。现在，我回想起来，都觉得当时怎么可能这样子，一个月出四次国。当时领导都叫我“出国专业户”，整天要出国，整天在飞机上飞。

　　新京报：那时候是什么支撑着你那样拼命？

　　龙永图：一种责任在支撑，责任确实可以给人无限的力量。

　　新京报：入世7年了，你觉得我们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龙永图：最大的变化就是引进的一些新的理念，比如双赢。双赢可以说是在谈判过程中逐渐被接受的，最后中央认可。1999年11月15日和美国达成协议时，江主席说祝贺你们达成了“双赢”的协定，这是第一次从中央领导人口中提到“双赢”这个词，以前至少没有公开表示。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和以前相比，才让你这样看重双赢？

　　龙永图：当然。以前中国人哪讲双赢啊，就知道你死我活，实际上是一个“斗”的哲学。所以引进了“双赢”、“国民待遇”等，就是要民营企业、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公平竞争，遵循公平竞争、透明公开这样一些原则。这些原则都是对中国体制改革提供的重要的理念上的变化。开放市场后，很多产业发展很快，比如汽车，这就给大家一个信心，中国只有开放才能强大，也不要低估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新京报：一路走来，有遗憾吗？

　　龙永图：总体上说没有太多的遗憾。我觉得基本上是过于保守，当时打的保险系数都是很高的。当时我们提出不开放金融市场，这次金融风暴，由于我们没有放开资本市场，我们受到的冲击就没有他们那么大。就像外国人说的，我们在入世前就筑起了万里长城，把中国的金融市场保护起来。这样看来，中央的关键性决策还是很对的。

　　□本报记者耿小勇实习生陈旺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