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美国与台湾虽然在1979年就已“断交”，但一直维持着特殊关系，军事领域的交往更是密切。台湾和美国，甚至被一些美国人定位为“准军事同盟”。而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和AIT台北办事处“技术联络事务组”与“技术组”，就是负责双方军事交流合作的重要管道，即所谓的“武官体制”。

　　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虽然编制在“驻美代表处”，但其实是独立运作，直接对“国防部”负责，办公地点也和“驻美代表处”分开。据悉，军事代表团下设军事协调组和军事采购组，军协组由情报次长室指挥，团长直接督导，原设有三军上校“武官”各一名；军购组则是“军备局”主管，设参谋若干人，由副团长督导。代表团同时还设有一名监察官，由“政战局”派人出任。

　　AIT台北办事处主管军事合作的两个小组中，“技术联络事务组”负责美台军事情报交换、共享工作，直接对美国国防部国防情报局局长负责。近年来，该小组在台到处活动，表现极为活跃，不论是美台合建的对大陆监听基地，还是台湾“军情局”办公大楼，都曾出现过该小组成员的身影。“技术组”则由主管美国军售的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署领导，是双方军购合作的纽带。

　　近年来，美国官员参加甚至主导台湾每年一度的“汉光”军演，而台湾军方也开始观摩美军演习。每年有数百名台湾军人在美国的军事院校和基地接受训练，台军高级代表团访美已经司空见惯，而这些的背后，都是台美“武官体制”在起作用。

　　降编影响台美军事交流

　　那么，“武官降编”风波对原有的台美“武官体制”是否有影响呢？事发后，台湾“国防部”表示这只是“称谓”问题，并不影响实际运作。然而，从目前变更后的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组织结构图上看，“上校”军衔的三军“武官”已经变成军事协调组中的秘书，而“少将”军衔的台湾驻美代表团团长、副团长行使原来的“武官”职责。

　　据知情人士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武官’的降编，让团长和副团长将走上‘对外交往’的第一线。原本处于中间层级的上校‘武官’，在‘对外交往中’所能起到的缓冲作用已经没有了。”

　　一位台湾资深媒体人也对本报分析说，“这远远不是称谓问题这么简单。‘武官’的凭空消失，意味着军事交流上门当户对原则的丧失。秘书本是负责协助‘武官’的，如今‘武官’自己倒成了秘书。一个秘书怎么去谈事？”

　　“本来台湾驻美武官在公开场合都不避讳，使用正式官衔，负责对美国国防部与各军总部间的协调联系与双边合作事项。他能够谈论议题的广度、深度与远度，实非一个秘书所能取代。”台湾《联合报》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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