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之前的布雷顿森林制度是金本位制的一个修正版──美元盯住黄金，其他所有货币则盯住美元。到 了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美国需要为越南战争拨款，同时林登·约翰逊总统实施“伟大社会”计划，布雷顿森林制度不堪 重负开始变弱。它在1971年8月15日宣告结束，这一天，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关闭了财政部的“黄金窗”，阻止因各国 争相把美元兑换成黄金而导致黄金大量流出美国。

　　金本位制与不兑现纸币制度──货币不受贵金属或其他资产支撑——的主要区别是，前者限制政府新增货币(和信贷 )的数量，后者取消了这些限制，无限量制造信贷成为可能。如今，由于自1971年以来制造的无数信贷得不到私人部门偿 还，全球金融体系摇摇欲坠。假如它幸存下来，那将是因为美国政府通过印钞，承担起补偿美元坏账损失的责任。

　　但美钞为什么能被接受呢？因为人们信任美国政府。美钞为什么可以随心所欲地印制呢？因为美国是国际体系的设计 者、奠基者和领导者。这种信任感为什么可以无限透支呢？因为“美国梦”和“美国例外论”。

　　各种阴谋论者喜欢仓促判断，把美元的表现看作美国有意损人利己的铁证。金融危机和美元“反常”的表现使他们更 加笃信自己的眼光。而在另一极，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速胜论者欢欣鼓舞，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已经就此丧失。阴谋论和速胜 论虽然备受期待，但它们是一种受到误导的世界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美欧金融危机伴随着6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工具合约，相当于地球上每人分摊约10万 美元。这60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损失会有多大？没有人知道。1%的损失就是6万亿美元。假如这个未受约束的 市场奇迹般地不发生爆裂、联储和财政部的国有化计划卓有成效，那么，代价可能会是新增数万亿美元公债。

　　但是，21世纪的美英资本主义还能挺过这次金融灾难吗？

　　展现全球领导力

　　很显然，极其动荡的战略平衡关系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超级强国，不仅在战略方面，还在科技 、经济和文化方面。美国拥有全世界约20%的产品，50%的军费开支，绝大多数的顶级研究型大学，大量的研发开支，为 其工业基地作补充的高度发达的服务业，非常好的人口构成情况，以及在所有大国中最佳的耕地与人口之比。在所有这些领域 ，美国仍然远远领先中国。

　　尽管如此，华盛顿已经不能再拥有无可置疑的霸权地位。它是世界头号强国，但不是霸主。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 ·肯尼迪10月12日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历史上‘兴衰史’的教训之一就是大国的崩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它们之所以能继续支撑，通常是因为新兴的力量还不知道如何去取代它们。它们之所以能继续支撑，还因为它们拥有庞大的 资源。”

　　更确切地说，中国实力在上升，并且掌握了恢复全球经济的强大工具。这一次，若把握住机会，中国将从一个二流国 家变成超级强国──但是，这需要远见和决心，尤其是协调一致的战略规划能力。战略本身就是一种实力，它的实质就是为最 大程度地确保成功而组织自己的实力。而且，如果认识不到限制条件，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改造旧有模式，在短时间内并且有很多新参与者的情况下，将是一项艰巨挑战。为此，应该拟定反映出新的国际政治 经济现实的主要元素。

　　首先，要体现中国的当前利益和长远潜力。中国已经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利益攸关者。始于1978年的新长征 使我们赢得了大规模攻势的主动权。但我们必须清楚，中国还需要几十年，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成熟国家，从而其全部潜力 才能展示出来。

　　其次需要富有想象力。哪个国家能为更加进步的发展模式和全球结构找到道路，哪个国家就是未来的全球领导者。现 在的努力是在为21世纪中叶的世界打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游戏规则和维护其稳定的机制。从古至今，订立规则通常都是在全 球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专利。而其他势单力薄的国家，虽然希望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但其提议只能沦为草稿。越是这样，中国 越要高瞻远瞩、智慧、谦逊和处事周全。

　　再次，稳定而开放。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全球体系，主角都是大国，因为只有它们拥有维持全球稳定的实力。但 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可以用富于变化的多种形式来表现实力。为新的崛起者预留接口，乃题中应有之义。但根本挑战是处 理与现有玩家的关系。美国对于中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研究标本，又是“水往低处流”的命运共同体；欧盟是一支和平力量 ，但充其量是一个没落贵族，即便它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日本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印度则应借重与牵制并行；中国最 得力的、长期的“神圣同盟”，其实还是俄罗斯。

　　重建需要时间，而情势紧迫，并且等待的时间越长，机会成本越高。各种新模式将会出现对立和竞争。各主要国际角 色的诉求不同，能力不同，对于应当采取的行动不仅缺乏共同见解，甚至连主导意见都没有。当务之急，中国要作为有领导力 的进步人士，进入舞台。

　　国运和人生一样，决定命运的抉择往往是非同寻常局面下的断然取舍。中国在制定和展望反危机的国际合作过程中， 需要着眼于危机后的世界安排。而罗伯特·吉尔平则说，最终，“国际政治的特征仍然像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样，是自然力量 与伟大的领导人的相互作用”。

　　(作者系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