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专家认为，发展至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约束性更加难以保障，约束的缺席也有可能导致媒体公器演化为媒体暴

　　专家建言在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中寻平衡，尽早由司法介入才是厘清事实关键

　　本报记者 李亮

　　“把他轰出去！”

　　12月12日晚，在北京大学逸夫一楼的模拟法庭，律师高占强对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敦华喊出了这样的话，立即遭到了在场多数学生的声讨。

　　这里正在召开由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举办的“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专题圆桌会议——从“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传言事件看如何建构理性的公共空间，由于涉及到目前广受关注的“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事件”，100多平方米的会场挤满了专家、学者、媒体以及赶来旁听的北大学子。

　　高占强是“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传言事件中举报人张衡委托参会的特殊嘉宾，而赵敦华则是“知晓”该事件调查经过的北大教授。

　　双方在会场上由于言词的激烈起了争执，伴随着“轰出去”、“滚出去”这样的非理性吼叫，以公共理性为出发点的会议，似乎变得像一场闹剧。会议主持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也说：“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也感到很遗憾。”

　　 迷云依然环绕

　　围绕“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传言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月，至今仍未有定论。随着诸多媒体的深入调查以及追踪关注，事情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11月5日，北大新闻中心就“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传言事件发表声明澄清问题，称“学校已成立工作小组展开调查，并按照季老的要求，对其收藏正在逐一进行清点登记，目前尚未发现季老藏品外流的情况”。并指出：“根据季老意见，目前某些人手中流传的上款为季羡林的当代字画，并非其真藏，我校工作小组正对此进行调查，我们希望有关部门给予积极配合。”

　　就在这一天，季羡林的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的电话几乎被记者打爆。此前，他曾经站在怀疑的立场质疑北大的种种做法：“根据北大通告来看，北大的调查没有司法介入，没有家属介入，不见举报人。”钱文忠对本报记者说，“这不是小事，事关北大精神”。

　　11月26日，北大新闻发言人就调查情况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公开，称举报人张衡手中的字画全系伪作。

　　但事情并未到此终止。张衡以及一些评论者认为北大在对于事件的处理上一方面有失客观，另一方面还欠缺诚意。随着事件曝光的深入，“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传言事件正向另一个方向演变，源起的“藏品被指盗卖”传言反倒被媒体忽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博客披露、媒体报道的“季羡林的财产处置权受限”、“季羡林与儿子13年相见被阻”等等言论。

　　会议临近尾声时，季羡林的学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段女士和赵敦华出现在圆桌会议会场，他们对近来备受非议的季羡林原秘书李玉洁和杨锐表示感谢，并表示：“李玉洁对季先生非常的忠心！”并表述：“杨锐、吴志攀对季先生更多的是私人照顾。”

　　事件遭受“媒体暴力”？

　　纵观整个“季羡林事件”，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王锡锌对本报记者说：“其中的一些报道是有问题的。”不然，事件不会恶化到这种地步。

　　甚至连张衡也对本报记者说，当初举报只是为了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本质目的是希望北大领导能尽快听到季羡林的声音。

　　北大新闻发言人也曾在“答记者问”中呼吁：“媒体应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确保季老安宁祥和的晚年生活不受干扰。”

　　于是，以“季羡林事件”为契机，北大法学院召开了“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的专题圆桌会议，旨在讨论在以新闻报道、博客、论坛为首的言论自由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建构理性的公共空间。

　　与会专家认为，言论自由一向与媒体自由紧密相连，但媒体自由绝非无约束的自由，新闻伦理规范着媒体行为，但发展至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约束性更加难以保障，约束的缺席也有可能导致媒体公器演化为媒体暴力。

　　就“季羡林事件”，一些专家认为某些博客的言论、某些舆论的报道都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不好的作用，甚至一些不实的言词侵犯到了当事人的名誉权。

　　“法律不应向媒体投降，大学不应向媒体投降。”北大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认为，言论自由的保护是宪法上的，而名誉权的保护则在民法层面，实际上两者并不对等。

　　北大艺术系教授俞虹认为，每个记者都在采访中选择事实，这本身就是主观的，媒体是社会的监督者，但谁来监督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