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是一年以后，李老师编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论婚姻家庭法》的著作，当时出版比较困难，他就让我在暑假回上海时，去上海一家著名的出版社问问，可否在该社出版。回到上海，我就去找了该社的一位编辑室主任。听说是北大来的学生，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将李老师书稿的大纲和部分样章给他看时，他就问我这是否是国家或省部级课题，或是否有经费资助，李老师是否是教授等。我说这是李老师个人多年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国家和省部级课题，也没有经费的支持，李老师还没有评上教授。听到这些，他的态度明显变得有些冷淡。离开时，我就问了，你们的态度如何？书稿能否出版？他告诉我，他们还要商量商量。回家后我就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李老师，他说那就等一等吧。一直到暑假结束，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出版社方面的回复。

　　临回北京前一天，我又去了出版社，但没有能够见到这位主任，他手下的一位编辑出来接待，我对他说，如果你们确实对此选题不感兴趣，那就把大纲和样章还给我，我再交还给老师。他很客气地说，他们主任关照了，这个选题他们在考虑，并没有说不能出。这给了我一点安慰。回到北京后，我把情况详细告诉了李老师，他听后也很无奈，说，那我们就再等等吧。一个学期过去了，仍然没有什么消息。

　　过寒假回上海时，我又去了该出版社，这次仍然没有能够见到这位主任，但编辑告诉我一个好的信息，说主任在北京开会，李老师可以到主任住的宾馆去见他详细面谈。我马上将此消息告诉了李老师。那天晚上，李老师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该主任住的宾馆，但宾馆的人说他出去了，李老师一直等到9点多，足足一个多小时，仍然没有见到这位主任的影子。第二天我和李老师通电话时，他没有多说什么，就告诉我不要再去出版社了，书稿就先放着吧。

　　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当时我的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是，在中国，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是多么没有地位，在事业上要有所成就将有多么艰难。我想，今后如果想从事这一职业，那么就准备好坐冷板凳，被人折磨，以及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心态。也是从那时起，我对出版社的某些头头少了一些信任，多了几分警惕。

　　李老师对我的学业的帮助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但我却没有能够很好地回报他。1982年我考回到上海，在华东政法学院读外国法制史研究生期间，老师来过几次上海，有的是讲学，有的是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同行交流书法艺术。但我当时限于财力，都未能好好地款待老师。

　　1984年我作研究生毕业论文调研，到了北京，也去拜访过老师。老师还是如同我在北大读书时一样，对我进行辅导，帮助我收集资料，并亲自将其中的一些法语的资料翻译成中文，供我写论文时参考使用。回想起老师的这一切无私的行为，我都会感动的不能自制。

　　最令我痛心的是老师从发病到去世时间不长，而这一段时间，我正好在日本进修，等我1994年底回国时，老师已经仙逝西去，我未能见上老师最后一面，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我的这些情感，至今连在师母孟昭蓉老师面前都不敢说，因为怕她伤心。

　　今年刚好为了纪念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入学三十周年，同学们都说可以将这三十年来的一些最深的感受写出来，所以我就撰写了上述文字，以慰老师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