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2年，上海汽车就与上海大众建立了联系。1983年，上海开始利用上海轿车生产厂组装生产“桑塔纳”轿车。同年10月10日，双方在上海签订合作协议，成立上海大众，在公司奠基时把桑塔纳的年产量定在了3万辆。

　　刚开始，桑塔纳是以CKD的方式组装生产，而出于节约外汇的需要，国产化就成为上海大众的当务之急。而由于当时国内的配套技术相对落后，两年多才实现2.7%的国产化，仅仅是收放机、轮胎、标牌和天线。上海大众公司原总经理王荣钧回忆说，1987年，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来上海调查桑塔纳国产化的问题，当他带着两张总装线转毂试验台上拍摄的轮胎爆裂的照片给朱镕基看，朱镕基表示，“桑塔纳国产化要100%合格，降低0.1%我们都不要。”

　　据陈祖涛回忆，在国产化问题上，上海大众对零部件是全部放在上海(生产)还是放在全国有条件的地方(生产)，产生了不同的看法。1987年江泽民同志时任上海市长，他知道后明确表示：“桑塔纳”是“中华”牌，不是“上海”牌，应该在全国组织零部件生产。这一决策培养和锻炼了企业，为汽车工业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这样，随着上海大众国产化的顺利进行，桑塔纳系列车型凭借优秀的品质畅销20余年，获得极佳的口碑，也难怪有专家评论，“桑塔纳的成功就是国产化的成功”。

　　广州标致成立于1985年，而事实证明，这是一次不成功的“中外婚姻”，由于中法双方的目标不一致，1997年，广汽与标致正式分手，留下来的只有厂房、30亿元债务，以及在街头偶尔可以看到的标致505旅行车。

　　上世纪80年代，广东经济已在国内领先，但主要依靠轻纺、食品、小家电等工业支撑，比较“散乱”。当时，机械部的领导来广东视察机电时说过一句话：广州这边工业满天星斗，但是没有月亮。

　　但出乎意料的是，上海大众成立5个月后，1985年3月15日，广州标致就正式成立了，而与上海大众一开始生产轿车不同的是，由于国家当时定点生产轿车，广州标致的起步是从轻卡开始。据当时国家计委批复的广州标致“项目建议书”：建设规模为1.5万辆，其中返销0.5万辆。

　　而在股东构成方面，广州标致股东也非常复杂，分别由广州汽车厂(持股46%)、法国标致(持股22%)、中信(持股20%)、巴黎国民银行(持股4%)、国际金融公司(8%)五家股东组成。这也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广州标致成立后，推出了505SW8旅行车与505SX轿车等车型，在当时缺少竞争的背景下，还可以行销一时，不过随后法方不再提供新车型，并坚持多卖CKD件、不愿意加大国产化力度，广州标致最终在销量和质量上失去了市场。一位领导曾批评说，“上海只比你们早了半年，也是批准的3万辆规模，可现在已经搞到十几万辆了，都卖出去了，而你们1万辆都卖不出去。”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州的经济飞快发展，而广州标致则“半死不活”，最终双方分道扬镳，广州最终与本田携手，走向了成功的开始。

　　车史回音

　　卡尔·哈恩——只有我看好中国的前景

　　“我是1982年1月份到大众担任董事长的。一到任，就需要我尽快批示的有两个项目，一个是西班牙西亚特，一个就是中国项目。这两个项目，当时都不受欢迎，下面的人建议别干了。我(向董事们)谈了我对中国的想法。当时中国经历了‘十年文革’，经济条件很不好，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与以前大不一样。邓小平是个天才，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够实事求是，带领国家开始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这样的政策非常正确。在中国政府使我信服的同时，我也相信中国政府能够让大众和中国合作伙伴以公平的方式进行合作。

　　幸亏那时在世界汽车工业界，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日本，只有我相信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看好中国的前景。所以我们在几乎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而幸福地在中国发展。”

　　——大众汽车集团前董事长(1982～1993年)小卡尔·哈恩博士谈到他20多年前做出的“英明”决定时说。

　　服部悦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实际上1971年我们已经开始正式和一汽高层交往，丰田集团派高层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日本)还没有和中国建交。1972年丰田邀请中国的汽车企业代表们到日本考察。我们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最后是周恩来总理批的，这次考察在1972年建交之前就成行了。所以丰田一直和中国没有断了交往，但有的时候很多人说丰田来得晚、日本企业来得晚。我想，不是(我们)来得晚，而是来得很早，但有时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比如一开始接触的一汽也好，还有北汽也好，80年代中期又开始和沈阳金杯接触，而且谈合作，但当时我们接触这些对象，还不具备合资的条件。”

　　——丰田中国总代表服部悦雄不同意“丰田来晚了”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