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国一旦建立起外交关系，就像中国的古典婚姻一样，要想断绝这种关系几乎不可能。但是和婚姻一样，其中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1989年当然是最重大的一次冲击。其次是1999年，访美的朱镕基总理希望能够顺利与美国达成入世谈判协议，但是克林顿总统却在一部分智囊的建议下含糊其辞。只是当朱镕基失望地离开时，克林顿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一个重大的错误，而媒体和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指责白宫在重蹈覆辙——它的无知和矜持打击了中国的改革派，从而帮助了中国的保守派，这不仅对中国不利，对整个世界也是噩耗。后来卸任的美国外交官谢淑丽在她2007年的著作《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中描述说，朱镕基曾经相当动容地对美国官员说，自己的办公室每天都在接到中国各地示威的报告。而北约的导弹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更是让整个国家怒不可遏。被民族情绪鼓舞的学生们走上街头，发泄自己对美国的不满——后来也有人讽刺说，这些游行者中有人在第二天就到美国大使馆门前排队等候签证面试。而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又一次人为地让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紧张不已。不过美国政治家已经越来越明白，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对一些问题的坚持，比如台湾问题以及中日关系。

　　在中美之间为各种问题争吵和纠结之时，一个有趣的变化在同时发生。在2008年全球经济形势恶化症状明显出现之前，这个变化曾经是专栏作家们最热衷于讨论的话题：中国的崛起和与之相伴产生的各种问题。中国研究重新成为显学。中国制造的低价产品在全世界如成吉思汗的大军一样所向披靡；它的公司在全世界开始展开收购行动；它开始谋求自己的能源布局；它也试图寻找自己新的国际定位，改变低调行事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中国在非洲的行动已经让西方人吃惊。它也先后尝试用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来描述自己的这种定位。

　　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都在说明中国地位的必然抬升。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中国必然要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与之相对的是美国力量的相对衰弱。衰弱这个词语可能并不恰当，它会给人一种暗示，世界正在上演它已经无数次上演过的帝国兴亡录。上一个衰落的帝国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尽管英国人熟知历史，但是直到衰落之前，他们仍然相信历史只是一种适用于他人的小把戏。

　　惯于夸大的媒体和并不严谨的学者也喜欢重新搬出这套把戏，把它加到美国身上，他们甚至试图为中国和印度加冕。可惜事实并不如此。真正合理的解释是如法利德·扎卡利亚所说的“他者的崛起”——并不是美国本身在衰落，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在崛起。

　　这个有趣的变化必然带来中美关系的新变化，这种变化尽管缓慢，却影响深远。中国已经不再是罗斯福试图力举到世界舞台上的战后五巨头之一，而是名副其实的大国——无论怎么解释，事实都是如此。

　　美国在此时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呢？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被放置到一个更为严峻的背景下，那就是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该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已有的超级大国试图去管理正在崛起的力量，世界历史表明这种尝试都不成功，而且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德国的崛起不能被管理，日本的崛起也不能被管理。更加理性的做法是把新的大国引入到世界的议事厅。李光耀学院的院长、亚洲崛起的代言人马凯硕正是如此建议：为什么不向这些国家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要职务？为什么不把更多的大国放置到联合国更为重要的位置上？

　　或者，就中美关系而言，更加直白的是，为什么不能对你的债主客气些？这个说法最先由一个美国人提出，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对美国的建议。最近，这个说法则被一个中国人重复，中投的总经理高西庆在接受《大西洋月刊》记者JamesFallows采访时，也这样说。

　　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人能得到一个明确的行动说明。重新寻回中美关系黄金年代的想法荒诞而不切实际。双方都不能容忍这个想法。中国人将那段历史看得别有意味。甚至芭芭拉·塔奇曼也说，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经历只能说明，必须把中国还给中国人，哪怕是好心的帮助也可能种下恶果。美国人则开始对中国心存警惕，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行动难以确定的巨人。小布什总统向印度伸出的橄榄枝，被美国媒体形容为可以同尼克松叩开中国大门相提并论的外交革命。印度被视为盟友，中国则被视为潜在的竞争者，而不再如罗斯福总统所言那样，保卫中国就是保卫美国的关键。

　　惟一能够确定的是行动纲领，那就是：现实感。如果世界不是那么理想和高尚，那惟一还能庆幸的，就是它至少还足够理智和势利，利益还能成为一个靠得住的准则。两个国家都不能再让一些不切实际的争论蒙上理性的双眼，无论这种争论来自哪个方面。最大的现实是，它们彼此需要，世界也需要它们在很多问题上彼此合作，比如避免区域战争、应对环境问题和消灭全球贫穷。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