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17日05:47 中国青年报

四、铁幕被掀动了

1978年，安徽全省遇上百年未遇的特大干旱。周曰礼说：“因为旱哪，天上飞的麻雀没水呀，飞着飞着就掉了，山上的野兔子从山顶下来找水喝，走到山半腰就死掉了，说明旱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这一年，安徽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连巢湖也干了。全省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0多万人口缺乏生活用水。到了秋季，麦子种不下去，大片大片的耕地抛荒。农民眼看生产生活无指望，非常恐慌。省委书记王光宇建议万里：与其抛荒，不如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发挥潜力，渡过灾荒。万里考虑良久，说：“试一试！”

随即召开的省委常委会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渡荒”：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每人借三分地，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统购任务。

这几乎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它直接诱发了安徽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

肥西县山南地区的旱情最为严重。9月的一天，县委书记常振英焦急地来到山南，找到区委书记汤茂林问怎么办。汤说，没别的办法，要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要按照原任省委书记曾希圣1961年的做法，包产到户。

常振英咬着牙答应了。他对汤茂林说：“你不是正在黄花大队蹲点吗？就在这里搞试点，试试看吧。”

汤茂林立刻赶回黄花大队，连夜召开党支部会议。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黄花会议”的秘密会议。在这个会上，党员们再次学习了“省委六条 ”，“六条”上说：“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这让被逼急了的这批农村党员看到了缝隙中的一丝亮光。会议结束时，形成了“四定一奖一罚”的规定，即：把地借给社员，定土地、定产量（麦子200斤／亩、油菜100斤／亩）、定工本费、定上缴；超产100斤，奖励60斤；减产100斤，罚 100斤。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老汤玩了一次文字游戏，定土地、定产量，不是包产到户是什么？但汤茂林死也不承认。

这个决议在第二天的全体干部大会上通过，又在9月17日的全体社员大会上受到热烈拥护，大家把手都拍红了，说：“这样下去，我们就有饭吃了！”第二天，全大队997人、997亩麦地、491亩油菜地全部包产到户，当天就种了40多亩。

消息很快传开，就在黄花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一封群众来信被送到了县委、地委和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案头。信上说：“肥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人向何处去？他在山南大搞曾希圣式的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

县委书记赶紧召见汤茂林，嘱咐他：“不能联产，一联产性质就变了。”

此时在省委，万里也看到了那封群众来信，他将信批转给省委书记顾卓新，上书“肥西山南区人民来信请你阅”。顾卓新将信批转给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上书“肥西山南区人民来信请阅后派人查处”。王光宇又批给农委周曰礼。周阅后批给省委政研室沈章玉……

在这一公文旅行中，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中间，下了一场小雨，麦子油菜长势喜人。12月的一天，省委政研室沈章玉终于来山南调查来了。他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请，面无表情四处转了转，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小时，沈又回到区委向汤要饭要酒。在饭桌上，他神秘地对汤茂林说：“汤书记，你是干对了，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许今后的路子就照你这么干。”

汤茂林这才长出一口气。他看到了那封群众来信，看到了上面的系列批示。但他所不知道的是，这期间，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解放思想，大胆工作。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都等我这个第一把手来决定。根据作物情况，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所有制不变，出不了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

所以才会有了后来这种睁眼闭眼的拖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对待农民自发改革的态度，后来被写入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

五、两个“不许”干

万里开完省委常委会后不久就赶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被认为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会上，农业问题是重要的讨论内容之一。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讨论稿》等3个农业文件。文件再次提出了学大寨的目标，要求各地将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去”。

但是，代表们大多都对文件提出了异议。与会者对文件回避当前农业的严峻现实表示强烈不满。

王震沉痛地说：“看了看贵州，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如我们长征经过的时候。全国解放已经30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究其原因，有代表表示，农业上不去，根本原因就是左倾路线所致，对农民卡得太死，怕农民富起来，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不够正确，在生产关系上搞“穷过渡”；在具体工作中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位置上。有代表分析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弊端。还有代表提出了农业学大寨要总结经验，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

在那个会上，代表们强烈要求修改会议提交的3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各组认真递交了书面修改意见。要求对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左倾路线进行清算，成了大多数代表的共识。但究竟往后怎么做，分歧依然极大。

万里、周惠（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几个省委第一书记联名向中央提出，文件中不应该再写上“不许包产到户”，至少应该允许部分贫困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吉林省委书记张根生回忆说，当时，多数省委书记和中央领导人如华国锋、王任重、杨易辰等，仍是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同意包产到户。

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准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

这已经让某些省的书记们暗暗称快了。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一回去就说：“从总体上讲，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

会议在12月23日结束。很快，万里返回了安徽。在省委会上，万里传达三中全会精神。针对中央文件上的“不许”和“不准”，吴象回忆说，“这时候万里很强硬，他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

六、开始了包产到户

不久就是1979年的春节了。刚到年初六，万里就派周曰礼为首的工作组来到了山南公社，向农民宣讲三中全会精神，文件读完后谁也不发言。周诱导性地让大家回忆这30年啥时候日子最好过，这下，七嘴八舌地都说是曾希圣搞责任田的时候最好过，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

周曰礼：“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就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社员：“包产到户叫不叫提，中央文件上讲不许干。”

周曰礼：“你们觉得包产到户好也可以提。”

社员：“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准干’，中央不相信我们嘛。”

当天，周曰礼回到合肥，当晚就向万里汇报山南的百姓呼声。万里觉得有必要立刻召开常委会，要在常委会上讨论这个重要问题。

第二天的常委会开了半天，有的说，一旦表态同意农民干，这不明摆着是违反中央文件，我们不能做；也有人提出，向中央写报告请示，中央同意了，我们再表态。王光宇则用心良苦地提起了1961年曾希圣的责任田，说“责任田是救命田”。

吃了午饭常委会接着开，万里别有深意地说：“包产到户的问题，过去批了几十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但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要靠实践来检验。”

最后，万里终于下了决心：“我们就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那就调一点粮食给他们就是了。”

随即，肥西县召开干部会，县委宣布，只准山南区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其余公社一律不准搞；而且，对于山南，要特别强调三不准：“不准登报、不准宣传、不准广播。”

可是没几天，山南的6个公社、78个大队、1037个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周曰礼紧张了，赶紧向万里汇报，万里说：“让他们搞，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他们。”

山南的做法在安徽不胫而走，引来了无数质疑和问罪。4月的一天，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匆匆来到山南公社。老军人找到党委书记王立恒，动情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打土豪分田地，组织群众走合作化道路，才过上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活，但是你们现在搞包产到户，实际是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立刻停下来！”说完他马上给县委书记打电话，明令：“包产到户不能干，要收！”

但是，在整个安徽省，因为贫穷所引发的制度危机早已遍布全省，包产到户的火星子掉到哪儿，哪儿就可能变成火苗，火苗就可能燃成大火。就在同一时刻，在皖东的滁县地区，一场波及面更大、更加有组织的农民大包干运动已悄悄酝酿成熟。

七、大包干

1977年夏天，当万里刚刚来到安徽就职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的调查报告就发自安徽滁县地区。地委书记王郁昭在很早的时候就在琢磨着当地农村的变革。1978年秋天，滁县也早已是河道断流、土地龟裂，就连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

9月，地委召开干部会。在王郁昭的反复追问下，这些基层干部终于“供出”了责任制的三个典型，一是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偷着搞了包产到组，在大旱之年粮食由原来的8万多斤增长到12万多斤；一是天长县新街公社，当棉苗即将枯死的时候，公社把地“借”给农民，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结果当年棉花增产89.6％；另一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搞了干部岗位责任制，年终时按各项生产指标奖罚，结果公社粮食棉花全面增产。

会后，王郁昭向万里全面汇报了这些情况。万里听后大喜，急派记者张广友下乡调查，又令王郁昭迅速准备详细调查报告报省委。数日后，王郁昭接省委通知：万里书记说可以在全滁县地区进行这三种模式的试点。

滁县地委不敢怠慢，迅速出台96号文件，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公社开始试点。可这个口子一开，大量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试验。

凤阳城南公社岳北生产队开始搞包产到组，县里派来的会计怎么也算不清账，农民却看明白了，倒着算不就可以了吗：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归社员自己。此话一出，人人赞成。县委书记陈庭元一语道破，这不就是“大包干”嘛！

“大包干”在凤阳迅速推广，但还仅停留在“包干到组”。

闻名天下的凤阳县小岗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革命。

小岗村，非常小，上世纪60年代初的那场饥荒，让这个小村饿死了60人，死绝6户，全村只剩下10户，39人。从1966年到 1978年，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20元，每到冬春季节，全村家家户户扶老携幼，外出乞讨，无一例外。1100亩土地，竟有1000亩撂荒，集体经济只剩下3间破土房、1头牛、半张耙、1张半犁，根本无法开展生产。就这样，还成天被学大寨工作组折腾来折腾去，或斗私批修或割资本主义尾巴，每一家都有人被揪到台前批斗，每一家都有人当过队长。每年秋收刚结束，没等秋种开始，全村老小就筹划着该出门乞讨了。

1976年，县、区、社三级党委下决心改变这个队的面貌，派工作队18人进驻。工作队队长在社员会上说：“你们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今天，我们左手拿着社会主义鞭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牵着你们的鼻子，非要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来。”一个工作队员监督一户，干了一年，收粮35000斤，人均口粮230斤，人均收入32元。工作队一撤，呼啦啦，人又都出去要饭了。

终于到了1978年，“省委六条”的东风也刮进了这个小村庄，这里也搞起了包产到组，从两个组分成4个组，后来又分成8个组，几乎已经是兄弟组、父子组，但依然矛盾不断，吵吵闹闹。

11月24日的这个冬夜，18户户主都集中到了严立华家中，他们终于作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决定——“分田单干，包干到户”。18人在一份合同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大家约定：土地分到户，瞒上不瞒下；秋后摔锅卖铁，也要将国家集体的任务交上；万一有人坐牢，其他的人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到 18岁。

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第二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庭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冷汗，第一个反应就是——快让他们停下来。

“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一字之差，而性质完全不同。包干到户，农村土地真正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民通过承包获得对土地的经营权，农民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简而言之，包产到户是农民对所种植的作物产量的承包，而包干到户则是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这就是“小岗模式”的核心所在，如此模式，农民用和平的方式夺了集体的生产经营权，未来必将动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

陈庭元深知个中含义，深知若要杀头，第一个引颈待戮的就应该是他。

很多年后，当年带头搞大包干的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回忆说——

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公社党委就找到我，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连看三天，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说，你快带我看看。

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让他干三年。

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看了，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他又问，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委批你干三年，我批你干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