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阳关道与独木桥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央文件开的口子慢慢变大，更由于地方官员们明里暗里的支持，除了安徽、四川之外，在贵州、内蒙古、山东、河南、广东的一些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实践。

    在贵州，1979年底已经有10％的生产队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省委遂派员去纠偏，结果，纠偏的队减了产，没有纠偏的队增了产。省委这才下决心，大范围搞包产到户。可依然有些省里的领导害怕超出了中央文件的规定。

    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不客气地说：“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出决定，要结合贵州实际贯彻执 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然，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大十字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 文件就行了。”

    到1980年底，贵州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经接近80％。

    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给中央写报告，请中央同意自治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没有得到批准。周惠就变通了一下， 把“借地”改成借给农民“口粮田”。这是与安徽同步在内蒙古农村农民自发进行的变相包产到户，把集体的土地以口粮田的形式转包给农民耕种。

    杜润生问李先念副总理：“中央对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认可？”

    李先念考虑了好一会儿回答说：“如果是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但不要提包产到户。”

    周惠，后来被胡耀邦称为“中国最先搞包产到户的三个省委书记之一”。

    在广东的湛江、惠州等地，包产到户在1979年就出现了，到了1980年秋天，已经有10％的生产队分了地。省委派工作组下去纠 偏，可越纠越多。省农委主任杜瑞芝很快意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省委书记习仲勋亦表态坚决支持。偷着包就变成了明着包，到了年底，全省已经有40％的 大田实行了包产到户。

    但是，在北京，由于中央高层对包产到户赞成或反对的力量依然没有分出高下，更由于包产到户这个早已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并被牢牢戴 上“资”姓帽子的东西，实在名声太坏，在当时农业部、水利部等重要农口管理机构或是中央级的重要媒体上，声讨、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远远盖过了拥护的声音。 在省委书记一层，这种分歧则更加明显。

    万里回忆说——

    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进了书记处，分工管农业，这个难题可大了……从整个农村工作来看，农民要求改革，有些地区行动比较快，但是，上层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是推行农业学大寨的那一套，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对包产到户，抵触情绪很大。我 分管农业，依靠原来这套机器来开展工作怎么行呢，还有不少省的领导思想也不通。

    万里找到总书记胡耀邦，他对胡耀邦说：“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是不是先开一次省委书记会，大家通通思想？”

    多年后，吴象深情地回忆起胡耀邦与万里的挚交。吴象说：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胡耀邦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

    胡耀邦完全赞成万里的提议，并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解决这个“违纪违法”的难题。

    万里举目四望，他发现，他能找到的同盟者只有杜润生，他请杜润生来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并对文件作解释和说明。

    万里对杜说：“一定要把原来中央决定中的‘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最好是‘支持包产到户’。”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杜润生为会议亲自起草文件。草稿中写道：“要尽快建立农业生产的责任制，不论任何地方都要有责任制，责任制形式则要因地制宜，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

    草稿在农委会议上讨论，参加的有杨立功（时任农林部部长）、钱正英（时任水电部部长）、陈国栋（时任商业部部长）等。但是杜润生怎 么也没想到，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的稿子，都反对“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提出：只能“划一个界限，贫困区可以，其他地区明确不准包产到 户”。

    会议记录交由万里审阅，万里慨叹，除了杜润生，整个国家农委都反对包产到户。

    第一书记座谈会还是如期召开了。无论是万里还是杜润生，都预感到这个会一定不平静。会议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到会。

    文件讨论稿被杜润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依然阐明：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尊重群众的选择。

    在座谈会上，杜润生对此作解释说明：“现在群众乐于接受公有土地、家庭承包。有的是联产计酬，有的是大包干，有的实行专业承包或小组承包。这么多的形式，今后应听任群众自由选择。”

    农委副主任张平化紧接着发言说：“文件经过农委讨论，但润生同志的讲话农委没有讨论。”

    分歧立刻显现出来，继而变得更加白热化。

    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杨易辰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发言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

    池必卿立刻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争论针锋相对。

    杜润生在会下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地区领导人的意见，他们都认为三中全会以来集体化取得了伟大胜利，有错误已经纠正了。“所以一定要在贫困地区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

    杜润生回忆说：“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主席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其中有一位在会议休息时间特别拉住我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杜润生只有无奈地苦笑。

    会议在这样的交锋和矛盾中尴尬地结束。杜润生还记得，为了解决分歧，会议闭幕前，他和胡耀邦、万里讨论，商量处理办法，两次改写文件。最终形成的文件当然还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文件里增加了几段话：

    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民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些做法必须改革。

    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愿意选择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纠。

    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华国锋对这一改动表示很满意。他说：“这样写，好！”

    段君毅很明智地看出其中的玄机，他在会下说：“这个写法是各得其所，各省按照自己的情况说怎么试就怎么试，不然，原稿有那么多人反对，恐怕没办法收场。”

    这一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后来以中央1980年75号文件的形式下发至党内。文件的 最大成果是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杜润生说，75号文件其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文件，它实际上把生产责任制的规定推进了一步。

    会后，已经调任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吴象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阳关道与独木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写出了会议的观点交锋。

    会后，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尽管争论还在继续，75号文件已经使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推行，由半明半暗的、自发的、不合法的状态转入了比较公开的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状态，开始普遍推行。

    十三、五个“一号文件”

    此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了近两年，而距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第一个“一号文件”的颁布，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1000 多天里，在共产党内部，在支持和反对农村改革的力量的博弈和消长中，千百万中国农民却以“吃饱饭”这个最原始、最基本的生存目标为动力，以包产到户为支 点，艰难而执著地推进着农村改革的进程，并因此慢慢“填饱了肚子”，从而使得这一进程难以逆转。

    然而，在北京，对中国农口最高管理机构的“左”的倾向，新改组的中央书记处已经越来越不耐烦。1981年3月11日，国家农委组织农口各部、局负责人召开了党组扩大会，万里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口就单刀直入——

    农业上左的问题不肃清，农业就没有办法搞好……前不久部里还有人在下面说，中央的决策是反大寨的路子，现在仍有这样的人……

    左的思想在我们同志的头脑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

    有些同志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关系这个战略高度上去考虑问题，不去想我们搞了30年，农民连吃饱肚子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现在刚刚有希望解决，却想不通，忧心忡忡，哪怕农民饿肚子也不理。

    农业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不能自己搞一套，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工作……现在必须统一到中央思想上来，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但问题不解决不行。要检查党风，不能同中央唱反调！

    万里中肯而严厉的讲话在整个农口引起了极大震动。

    这一天后，在国家农委的统一组织下，由国家农委、农业部、农垦部、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等部门组成了17个调查组共140多人，分赴15个省区，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调查。几个月后，他们完成了上百篇调查报告。

    在198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国家农委连续召开会议，听取调查组的情况汇报。

    所有的调查组有了共同的结论：当前农村形势之好，是多少年来没有过的，特别是那些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面貌变化之快、形势之好，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是一项好政策！

    发言者说起河南、内蒙古、安徽等地的变化，说起23年不变的农民收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然翻了几番，心情格外激动，特别是一些党 的高级领导干部更是从这次调查中看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威力，体会到了久违了的农民的喜悦心情，他们痛心地反省自己的失误，反省由于自己的左的思想给农村 工作带来的混乱和滞后。农业部原副部长李友九在痛苦反思之后，向中央写下了一篇万言检讨书。

    调查组也清醒地看到了农村中出现的新问题，由于担心政策多变，农民出现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对土地采取掠夺式耕作，对牲口过度使 用，滥伐承包地上的树木，于是，许多报告都提出了一个想法，建议中央下个文件，明确包产到户、大包干都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都可以长期不变。

    这与中央的意图正好相合。

    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胡耀邦提出要搞个文件，并亲自向杜润生布置文件的起草工作。此时，杜已经担任了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的主任，国家农委相应被撤销。

    这一年的10月5日~2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央书记处在12日接见与会代表。党中央主席胡耀邦非常明确地说——

    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了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上述两个长期不变，最终写入了会议纪要。

    会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到东北考察，向中央写信说，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

    这封信的精神与农村工作会议决议的内容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正式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文件呈送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

    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会议纪要在1982年1月1日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全党。这就是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把 上一年度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临时户口改成了正式户口，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国农民发自肺腑的热烈拥戴。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有90％以上 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为此，胡耀邦欣喜不已。他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

    1983年的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高度评价：“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的新发展。”这一年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入高潮，参与的农户占95％。

    1984年中央发出第三个“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决定土地承包由原来的3年延长为15年。政策的威 力之大，让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目瞪口呆，这一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比1978年高出2000亿斤；农民纯收入达到 355.30元，比1978年增长1．7倍，年均增长16.5％。这一年，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第四个“一号文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进一步摆正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肯定原有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同时，强调增加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文件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为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的肯定，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并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借鉴的模式。

    ……

    2008年，当我们抚去历史尘埃，将目光再次聚焦到30年前那场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时，吃惊地发现，中国改革的发轫之初竟然如此艰 险、辛酸和惊心动魄。令人欣慰的是，历史最终选择了他们的道路：正是这块土地上千百万农民，和一批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党员们，冲破种种禁锢，一起“合谋 ”，才最终牵引了中国改革历史巨轮的艰难启程。(王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