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副主任刘承沛，第一次从学生那里听说“托福”。

　　直到几天前，这位86岁的老人回忆起往事，依旧不住地用手胡噜着花白的头发，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现在都不清楚，这个学生是在哪里考的试！”两年之后的1981年12月，中国内地的第一次托福考试(TOEFL)，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同时开考。

　　这次考试也创下了内地考试的诸多第一：第一次将美国标准化考试引入中国、第一次使用机读答题卡、英语考试第一次考听力……甚至后来，托福考试模式还为中国高考改革提供了参考。

　　“中国式托福”无奈收场

　　1978年，中国鼓励公派出国留学———托福进入中国，离不开这个大的背景———出国选学校就要考托福。

　　考托福需要交美元报名。最初，为了省下报名费，中国曾效仿托福经验组织“中国式托福”，并期待得到更多美国高校的认可，但事与愿违。

　　1980年，综合了托福和香港考试经验的EPT(英语水平考试)在内地开考，当时在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学生司工作的杨学为称之为“出国前的预选”。

　　EPT在设计题目上把托福当做参照，难度也与之相当，但是“刚刚经历过‘文革’，一部分中青年学者几乎没有英语底子，”作为命题组成员之一的刘承沛说：“一考试，不及格者大有人在。”蒋妙瑞是这场预选的负责人。他任职于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外语处，当时一统计成绩，他竟然发现，“如果按照EPT的成绩选拔，能达到出国分数线的人，甚至还不够中央要求的出国人数。”当然也有考得不错的学生。他们拿着成绩单去申请一些非中美政府间合作的美国大学时，却遭到了拒绝。

　　这显然又与设计EPT考试的初衷存在落差。在蒋妙瑞看来，托福是美国ETS(美国考试中心)的标准化考试，既然要申请美国的高校，无论你组织得再好，人家也不愿意承认中国的考试成绩，“这是情理中的事情。”所以在当时，一些留学生如果想申请美国高校的学位，在国内通过EPT考试后，还要再坐着飞机到国外考一次托福，通不过再回来。杨学为打趣地说，这时候，为了省下飞机票钱，把托福引进中国，俨然成了当务之急。

　　至此，“文革”后的中国在把轨道逐步确定为经济建设的同时，在教育领域也开始酝酿，为这场“纯美式的考试”敞开大门。

　　第一次托福筹备6个月

　　在刘承沛眼中，美国ETS的董事长们都是精明的生意人，他们看透了变革中的古老中国决不会拒绝“托福”的到来；另一方面，已经红透了绝大多数非英语国家的托福考试，也急需占有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1981年2月，ETS派出3人小组来华“试探”。

　　他们走访了中国教委，并起草了ETS与教委有关托福进入中国的协议。协议经过几个月的修改，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批示下，中国代表团一行人于5月赴美签字。

　　洽谈协议的过程出奇的顺利，双方谈判时，并无利害之争，主要内容集中在如何使中美两国在考试操作理念上更好地融合。

　　时至今日，托福考试如同快餐一般每年举行30多场，而在27年前，有多年海外考试服务经验的ETS要求，中国首次托福考试的准备时间至少需要6个月。

　　对此，当时的中国代表团提出了疑义：“6个月准备考试，是不是为了要钱啊？”杨学为说，ETS就拉出时间表，详细解释这6个月要进行的工作：组织报名、交报名费、寄送卷子、如何保密等等一系列环节。

　　5月，在美国某大学的一间教室里，杨学为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务处副主任陆兆淞等一行人一同参加了与ETS的签约仪式，到场的还有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陆兆淞站在教室的最右边，杨学为则端着一个借来的没有闪光灯的相机为仪式拍照留念。他把快门调得很慢，光圈调到最大，为了拍到最好的效果，他连手都不敢抖一下。

　　首考听力临时改造教室

　　从美国回来不久，ETS把托福考试资料邮寄到北外。

　　从这里，试卷等资料被分到3个城市的考点。

　　杨学为回忆，之所以第一次考试选择北京、上海、广州，是因为ETS认为，当时这3个城市的英语师资力量及软硬件条件比较好，考生比较多。

　　没有横幅，没有广告，在北外办公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中国第一场托福考试默默地开始接受报名。

　　中国要考托福的消息，还是被几家媒体报道了。来了报名的人，负责考务工作的陆兆淞就把资料发给他们，随着口口相传，报名者也越来越多。一年多后，报名点也换至一间更大的办公室。

　　托福考试要测听力，这在中国是头一次。学校决定不用大喇叭放考题，怕声音失真，为了保证公平，每一名考生都要有独立的耳机插口。

　　北外拨款临时改造了一个能容纳100人的大教室作为考点，加上原有的4间语音教室，但还是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报名者，这时，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临时成为第二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