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2隆重推出大型纪录片《中国故事》

　　--—戴洁天篇之“草莽英雄父子兵”

　　12月15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正式推出《中国故事》，这部由《大国崛起》《复兴之路》原班人马倾力制作的大型纪录片，将于12月15日-19日，22日-26日期间每晚20：00黄金时间播出，我们期待您的关注。

　　戴洁天已经在温州生活了86年，其中包括22年的劳动改造。而他在这片土地上首创的包产到户，比我们熟悉的安徽小岗村也早了整整22年。

　　22年之后，和戴洁天同样胆大包天的温州人开始纵横四海。终于有一天，戴洁天的儿子创办了葡萄牙最大的中国小商品市场，他的家也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个活跃终端。

　　时间的力量很容易让历史变得面目模糊，因为很多人都在告别的同时选择了遗忘。

　　但是，戴洁天没有。他珍藏了53年的一份手稿告诉我们：往事并不如烟。

　　人们总是对自己的来处充满好奇。某种意义上，戴洁天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历史。

　　《中国故事—戴洁天》

　　2008年7月的一天，86岁的戴洁天和75岁的陈小梅来到了温州永嘉县的燎原社纪念馆。老俩口每一年都会回来看一看，这里存留着他们太多的人生记忆。隔着半个多世纪的距离，他们已经能够平静地回味那些曾经的风雨了。

　　时间要回到1955年。

　　那一年，33岁的戴洁天风华正茂，作为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他正在浙江温州永嘉县潘桥集体农庄，帮助那里进行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

　　当时，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掀起高潮。到这年年底时，中国有超过60%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股浪潮自然也席卷了地处山区的永嘉县。

　　但是，在集体农庄做了一段时间的调研后，戴洁天困惑地发现：事与愿违，人们不仅没有过上“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反而更加困难。问题出在哪里呢？

　　很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问题出在“一大二公”，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商品不流通，市场缺位。不过当时的人们都沉浸在巨大的热情中，没有多少人质疑快速合作化产生的问题。

　　戴洁天却开始了思考。为此他还买来了很多前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管理的参考书籍。他惊讶地发现，即使在前苏联，对于集体农庄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这本书上清晰地写着：“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他巩固了”。

　　戴洁天的探索就这样开始了。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思想和行动的先锋，戴洁天正是其中之一。这个爱搞调查的工作队队长想出了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好办法，那就是后来被写进了中国历史的四个字：“包产到户”。

　　第二年夏天，戴洁天来到了永嘉县的燎原社，他要在这里做一场没有人做过的试验。

　　走遍了社里的每一寸土地，摸清了全部家底后，戴洁天和燎原社的干部们把全社5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的280件大小农活按作业工种、工分、产量落实到778户，8919个劳动者的身上。

　　同时，造纸厂、砖瓦厂、竹编工厂等村办企业开始实行按件或按值计酬。农副业并举，社内劳动力流动，一个小型的市场在形成。

　　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来到了。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全社春粮增产了40%。

　　实践结果给了戴洁天最大的支持，在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他用坚定的笔触写下结论：“生产责任制是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的身上，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段话如果放在三十年后，将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常识，但在那个即将进入人民公社的年代，这样的话却显得太不合时宜。

　　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刊登了一篇充满敌意的文章：《“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还配发了一篇社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

　　这篇文章拉开了绞杀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序幕。

　　1957年10月13日，批判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意味着燎原社的大胆尝试走到了终点。年轻的戴洁天一下子跌入了人生的谷底。

　　1958年，戴洁天被划为右派，并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管制劳动三年。

　　在1954年戴洁天和陈小梅结婚了。当时陈小梅刚满21岁，是县里的文化干部。

　　1958年11月10日，戴洁天被押送回老家瑞安农村，执行管制劳动。谁也没料到，这一走就是22年，一个家庭就这样被生生地拆散了22年。

　　戴洁天四个年幼的孩子随后也来到了农村，他们和父亲一样每天下地干活，靠稚嫩的双手挣工分来养活自己；陈小梅则带着最小的儿子陈坚下放到永嘉县上塘镇，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历史的天空布满阴霾，戴洁天一家的辛酸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个案。在岁月的阴影里，瓯江上的渡船见证了一段不离不弃的感情。

　　二十二年的扁担生涯里，相濡以沫的妻子温暖着他，对包产到户的信念支持着他。戴洁天坚信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自己的探索对中国农村是有价值的。

　　五十三年之后，这些记录包产到户材料的纸张已渐渐发黄，字迹也不那么清晰了。多年来，戴洁天一直随身保存着这些材料，视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五十三年里只有一次，他不得不和它们分离。

　　历史没有让戴洁天等待50年。

　　如同一个轮回，1978年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正是从农村撕开的，人们采取的方式与当年的戴洁天极其相似。

　　这一年寒冬，距温州千里之外的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坚定地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同样是“包产到户”，同样一个被视为胆大包天的举动，成为中国农民的共同选择，也成为改革开放的起点。随后的五年中，99%的中国农村都实现了包产到户，这时距离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已经过去了22年。

　　历史给了戴洁天一个期待已久的答案，给了中国一个再次出发的机遇。

　　1979年，一纸平反书结束了戴洁天的戴罪生活，破碎的家庭终于团聚。

　　戴洁天调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新的时代给了他观察和思考的新空间。眼前发生的急剧变革让戴洁天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他看到：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事实上，它释放出的是市场经济的种子。

　　像当年在农村搞调查一样，戴洁天又下乡去了，从农民、供销员到个体户、专业户，他再次走访了这片土地。他相信，土地上的人有自己的生存智慧。

　　桥头镇比它所属的永嘉县更为出名。让这个小镇声名远播的，是一种小的几乎不能再小的商品——纽扣。

　　快速变迁的30年，让刚刚过去的时光迅速地成了历史。今天的纽扣交易已经登堂入室，这条有些冷清的街道，曾经就是农民们自发经营起来的大名鼎鼎的“桥头纽扣市场”。

　　即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个体经济也还是一个禁区。但是，春天挡不住地来了。1979年开始，从“纽扣一条街”，到桥头纽扣市场，这里成了“中国纽扣之都”。八十年代中后期，桥头镇每天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客商，中国有90%的衣服上都缝着来自桥头镇的纽扣。新华社的《半月谈》将这个因纽扣市场而蜚声中外的小镇称为：“东方的布鲁塞尔”。

　　和当年首创包产到户一样，做起了生意的温州人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但走在前面就意味着承担风险。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一个到金乡镇搞调研的考察团，就让戴洁天和很多温州人不安了好一阵子。

　　一个多月时间里，所有人都提着一颗心。

　　但是，即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我们都相信：历史总是向前走的。何况这已经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