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归法律，舆论的归舆论

　　十天后，张金柱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临刑前，张金柱哀叹道：“我是栽在了记者的手上。”这句话是真是假，现在已无从考证。但它却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

　　2002年，张金柱被执行死刑四年之后，一本名为《第一种危险》报告文学出版。这本书被认为是替张金柱翻案的代表作，作者在肯定了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之后质疑：倘若新闻本身出了问题怎么办？

　　“你说是新闻杀人，我说你知不知道第一个反对死刑的人是我？”马云龙表示自己的不满，他认为该书的观点不够客观。作者采访了张金柱家的所有人，但是没有采访当事的另一方——报道方。

　　马云龙说，当年在对张案的审判进行报道时，他们恪守了在定性量刑上决不说三道四的原则，张金柱真正的死因不在于“新闻杀人”，而在于当时的非法治状态。他认为，实践证明，舆论监督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的进程。

　　案子如何判，终究是司法的事。法学博士许永志在谈到张金柱案时说道：公众的愤怒仅仅是情绪的发泄而已，公众愤怒未必引发相应的司法宣判。他进一步阐述，法院能否进行合法判决，责任不在于记者写了什么样的文字，而在于法院自身。记者从来都没有权力命令法院怎么判。问题的关键在于法院能否抵抗干扰，法院有权力、更有责任按照法律的程序判案。

　　张金柱案突破了舆论监督禁区

　　本报记者对话《大河报》原副总编辑马云龙

　　张金柱案发时，马云龙的职务是《大河文化报》(1997年10月更名为《大河报》)副总编辑，直接分管采编业务。

　　自1997年8月24日晚上张金柱醉酒驾车、肇事逃逸，到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马云龙指挥记者，对此案进行了4个月的连续报道。张金柱臭名远扬，大河报也因此名动全国。

　　今年8月，65岁的马云龙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对于张金柱案，记忆仍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退，他说：“可以说，我们对张案的调查，比警察、法官都要细。”

　　“新闻杀人”简直是胡说八道

　　记：张金柱案一直被视为“舆论杀人”的典型？

　　马：这几年我发现，好多大学新闻系里都把张金柱案作为反面的案例，作为新闻干预法律、“新闻杀人”的案例，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在中国还没有新闻法的情况下，舆论监督都没有法律保障，就妄说新闻杀人，这让我憋了很多年的气，我认为这是欲加之罪。

　　记：在有关张案的报道中，大河报遵循了怎样的报道尺度和原则？

　　马：在整个张金柱案报道中，大河报不仅没有“过”，而且是极端小心，但确实有的媒体出现了我不同意的地方。8月25日，大河报发了第一篇文章。大约一个星期后，河南的其他媒体才跟进报道。但有一份报纸第一篇报道的调子就定得很高，发了一篇评论，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在整个的报道中，我当时跟记者讲了三个原则：1.事实部分以法庭认定的证据为基础；2.量刑问题，媒体不要随便说；3.只就车祸来说事，不涉及张本人的其他事情。大河报的报道始终遵循着这三条纪律。

　　白衣人神秘，只能怪社会环境

　　记：有媒体称，当时张金柱的车上有一个“神秘的白衣人”？

　　马：这是当时拦截张金柱的八个人中的一个说的，案发时车上副驾驶位置上坐着一个白衣人。我也是很重视这个证据。据那个人第一次证词说，白衣人出事后下车走了。但第二次出庭时，他又翻供，说“没有看清楚”，随后拒绝一切媒体采访。

　　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白衣人？直到张金柱被枪决，白衣人也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说是本案很大的一个遗憾。

　　有人说，白衣人是一名高官，“不愿出庭作证”。《南方周末》还曾刊文，“神秘的白衣人哪去了？”，但此事最终没有任何结果。

　　记：不了了之？

　　马：11年来，这件事情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张金柱撞人后拖行1500米，张当时的状态如何，白衣人应该最清楚。白衣人的证词对本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为了证实这个人，我做了很细致的调查。他们为什么喝酒，几个人喝，11个人喝酒都是谁，喝的什么酒，喝酒的地点距案发地有多远，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11个之中的一个，但相关机构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此进行取证。

　　白衣人的证词，是本案最关键的证据，也是最大的谜团。现在想想，只能怪当时的社会环境吧。

　　“我认为是权力左右了判决”

　　记：张金柱案在当时为什么激起那么大的民意反应？

　　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公检法干部违法犯罪，未经最后处理，不得直接报道，这是一个禁区。张金柱案的意义在于突破了这个禁区，因此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当时警察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不高。张金柱判死刑的背景就在这。当时，中央正在进行警风警纪大整顿，河南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张金柱案正好撞到了枪口上，甚至引起了国家最高领导层的重视。

　　记：张金柱有一句话经常被引用，“我是栽在了记者的手上”，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马：我不认同。在当时大环境下，我认为是权力左右了判决。张金柱被判处了死刑，应是法制不健全所造就的遗憾，但绝不是新闻杀人。外界只知道我们是张案的第一个报道者，却不知道我是判处张死刑的第一个反对者。那天中午听完法院判决，我下午就开始写内参。我认为法院认定张故意伤人，是一种推理，由此所导致的死刑判决，也是有问题的，应该找到所有的证人。新闻工作者在忠于新闻职责的同时，法治精神同样不能缺失，媒体也要有自己的社会责任。

　　“反映了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

　　记：您认为媒体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马：还是我讲的那三条：证据上充分尊重法律认定的；决不要搞媒体审判，决不要在判决前说三道四，事后可以质疑，但应永远摒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论调；不要将个人好恶掺杂进来。这些在当前和今后的报道工作中依然很重要。媒体在进行敏感题材的报道时，应避免误导民意。

　　记：您怎样评价张金柱案的历史地位？

　　马：张金柱案及后来的孙志刚案、瓮安事件等，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新闻事业的不断进步，媒体以一种独立报道的姿态，开始关注民生，监督公权力。这是一种良性的发展。我们已经挤开了一条门缝。但仍然站在十字路口。

　　湖南记忆

　　蒋艳萍案曾遭“媒体审判”质疑

　　2001年3月20日至23日，长沙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蒋艳萍涉嫌贪污案。庭审的4天中，51家中央、省、市新闻媒体的100多名记者到现场采访。法庭审判极罕见地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展现在广大市民面前。

　　女性厅级干部、涉案金额巨大、夹杂财色交易，这些构成了蒋案广受社会关注的基础，媒体聚焦蒋艳萍案亦可谓盛况空前。

　　但在报道中，一些并不合适的声音和论调频频出现，后被蒋案的代理律师指为“媒体审判”。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一些媒体“夸大事实、杜撰情节”、“定性定罪”的报道表示强烈异议。在蒋案开庭之前，部分媒体已对蒋的“犯罪情节”形容为“财色双送”、“肉弹轰炸”、“与40多个厅级领导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贪污数额千万余元”等；对蒋案庭审的报道中，有媒体作出断词：“蒋艳萍态度强硬” 、“拒不承认犯罪事实” 、“仍百般抵赖”。

　　蒋案新闻稍冷却之后，亦有媒体开始反思在蒋案中的“媒体审判”现象。同时，伴随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媒体审判”将给法官施加无形压力，可能导致法官在定罪量刑过程中迎合媒体进而损害司法独立；但另一观点认为，舆论的、社会的反应也是犯罪行为的后果之一，是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法官断案的过程就是用证据去佐证案件事实的过程，对“媒体审判”不必过分担忧。

　　2001年7月24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对被告人蒋艳萍以受贿罪、贪污罪、介绍贿赂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蒋艳萍不服，提出上诉。2002年3月29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2003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对蒋艳萍受贿、贪污、介绍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复核意见，改判蒋艳萍死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