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

　　他说不检讨不行，很多违心的事情不能不做，你可以保留意见，但必须听中央的。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他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

　　2001年，万里在人民大会堂庆祝85岁生日

　　万里已经到了壮士暮年的时候。

　　12月1日，正值老人92岁的生日。他的孩子们为他举行网球比赛庆生，打的标语是“改革开放结硕果，万里老人康而寿”。

　　老人已不复当年在网球场上大战老布什的英勇。“他这两年看得多打得少了，不过身体还是很硬朗。”78岁的《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透露，万里90岁生日时，对自己的健康很自信，曾跟他说过，“我非常高兴，我不会死于癌症。”

　　作为万里曾经的下属和好友，他多年来一直在整理万里当年在安徽和中央的改革经历。“我们都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但万里这一辈中国领导人的经验和教训是整个国家的财富。”

　　张广友没有看到万里92岁再上网球场的英姿，在家中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不久，他因突发心脏病于2008年10月22日凌晨去世。当时，他思兹念兹的仍是“要吃米，找万里”。

　　那天在先农坛网球场庆生，众人对老人说，“您过生日了，委员长，您不打两下？”老人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场打了。儿子万伯翱回忆那天的场景说，“老爷子步伐不灵光了，但脑子还是很清楚，哪没人他往哪打。”

　　老人骨子里仍旧是那个争强好胜的改革闯将。“万里不服输但并不怕输，当年他打网球输给老布什，老爷子说不丢人，整个美国网球水平比中国高得多嘛。”

　　“若是万里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头脑，就没有后来划时代的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这一起点，和万里紧密相连。”吴象评价说。这位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

　　贫民的儿子

　　《水浒传》使东平州名扬天下，梁山泊即是现在的东平湖。万里出生在山东东平的一户贫民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后任中共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二、七、八地委书记。1949年4月，解放军攻克南京后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

　　解放后，万里官越做越大。但是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贫民的儿子。

　　吴象：万里在安徽当省委书记搞农村改革时就几次说过：“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万里和别的干部不一样，他从来没忘记这一点。

　　万伯翱：去安徽前，老爷子不怎么管农业工作。但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虽然没种过地，但他出生在泰山脚下城郊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爷爷穷得出去当兵了，在阎锡山部下，临汾战役打日本的时候牺牲了，当时万里还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让一个不成年的孩子给他父亲收尸，太艰苦了。但塑造出他坚强独立，知道珍惜，充满民族仇恨的性格。青年时代，万里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很快就显露才华，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位列“冀鲁豫的三大才子”。

　　万伯翱：1949年我父亲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得力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

　　万里一生都把邓小平当作亦师亦友的亲密战友。解放后，万里随邓小平一起到重庆西南局工作。

　　万伯翱：老爷子说跟邓小平一起工作使他得益匪浅，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

　　1952年年底，万里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从此在北京工作。1958年，他主持修建了人民大会堂。

　　吴象：万里跟我讲，在大西南，原来要他当工业部长，万里说我不行，我是个中专学生，我当副部长，推荐了一个知识更多的当部长。1956年中共八大之前，邓小平意思要万里给彭真当助手，后来去了市政府当常务副市长。

　　万伯翱：这一阶段，万里又跟周恩来总理学到很多，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但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实在太忙，大量的具体工作就由万里承担。老爷子也督促下属像自己那样不断学习。一次看张百发(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人民大会堂工作记录说：“百发同志，错别字不少，建设社会主义要有文化，要加强学习，要提高啊。”

　　1962年，18岁的万伯翱高中毕业，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送他下乡劳动锻炼，一去就是十几年。临行前，万里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我来自工农，你又回到工农。我从此就有了一个农民的儿子，这样我与农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邓小平的“四大金刚”

　　“文革”时，万里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都被打倒。

　　万伯翱：文化大革命，老爷子那么耿直的性格，从来没说过软话，有一次对我开玩笑说，老大(万伯翱是万里长子)，你也是工农兵啊，你也批判一下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文革”后期，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之中，出任铁道部部长。在他努力之下，我国铁路运输开始向着“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吴象：当时的说法 “安全正点万里行”，既指火车万里行，也指万里这个人行。

　　万伯翱：当时是有种说法叫 “铁老大”，铁道部的重要性比现在更甚，实际上老爷子的 “改革开放”从1975年就开始了。我现在听铁道部领导讲，“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等万里在任时制定的方针仍旧没有过时，为以后农业改革奠定基础。

　　然而，1976年，万里再度被打倒，那时“四人帮”正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

　　万伯翱：就连奶奶也问我,“你爸爸领导铁道部，使车辆安全、正点到达，也不对吗?”我只好回答,“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他们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误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彼时，“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派记者到国务院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科学院等部委“蹲点”，列席党组会议。其目的是利用记者写内参，反映这些单位领导的问题，为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提供“炮弹”。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被新华社领导派到铁道部“蹲点”。

　　张广友：万里知道我的任务是给“四人帮”提供“炮弹”，但他开诚布公地告知我铁道部的情况，与我谈心，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了解到彼此的正直。当时新华社记者可以列席部领导小组会议。他在会上检讨了，我说你明明是违心的检讨，我怎么写(报道)。他说不检讨不行，很多违心的事情不能不做，党的组织原则四句话，你背最后一句话：全党服从中央。你可以保留意见，但必须听中央的。这是组织原则。

　　铁道部、教育部、科学院等这几个新华社记者“蹲点”的部委，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所在的部委，这些改革派，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七机部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四人帮”批判邓小平时也说“四大金刚”。本来是贬义词，但到了老百姓那里，这就成了一种褒扬了。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