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改革岁月

　　粉碎“四人帮”后不太久，万里被解放出来，1977年夏，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已经可以自由行动，尚未公开露面。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吴象：万里一到任就以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发布一道命令：支左任务(“文革”中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组织的行动)已胜利完成，全省各地各机关三日内欢送军代表回军营，要敲锣打鼓，不得留难，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交省委，统一转送军区处理。

　　这一斩乱麻的快刀扭转了纠缠不休的派系纠纷，迅速恢复了正常秩序。此后，万里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

　　万伯翱：我父亲到了安徽后，对穷的程度还是大吃一惊，去山区看望农民，可为什么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老爷子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1977年9月，应万里的邀请，张广友被借调到安徽省委协助万里进行调研，列席省委常委会，并参与新华社安徽分社的领导工作。

　　张广友：他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到哪都是我们两人，把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把稿子一夺，不听他们形式主义的那一套，自己到农民家里去看。县长说你别让万里同志到处乱跑，让我们带吧。万里说即便到地主家又有什么可怕的，看看他们的生活也好啊。

　　三个月调查研究的结果，是起草了一个省委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经过上上下下反复征求意见、宣传、解释，逐渐为干部群众所认可。

　　吴象：我是1979年被调往安徽省委任副秘书长的，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头疑惑很大：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么，“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简称“联产计酬”。

　　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对此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万伯翱：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绝对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中央还在说 “农业学大寨”，老爷子一看现在还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我学不起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的那一套深恶痛绝，那个会要求第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不去，叫第三把手赵守一(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去，万里交代说你去只带着耳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小岗村的事出来后，我爸爸当时跟我妈妈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长达六千多字的题为《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长篇文章，署名“驻学大寨联合报道组”。文章批评说：领导态度不明确，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

　　张广友：接着就谩骂起来了，说什么“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这一看就是针对万里在安徽搞的农业改革的文章。当天晚上我给《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打了个电话，讲了一些干部群众的反映和我们的一些意见。李庄说：“这篇稿子的背景你就不要问了，我不好说呀!不过，《人民日报》是‘国际列车’谁都可以上，你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写文章，我们也可以照登。”与此同时，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位记者告诉我：《山西日报》计划发12篇评论，对安徽不点名的批判，已经发了一篇。并告诫我：看来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

　　万伯翱：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啊，有群众就拿《人民日报》找万里，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万里说要是秋后它(《人民日报》)给你粮食你按它说的办，否则你按我的办。

　　万里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张广友：但最初不是邓小平让万里去安徽搞包产到户的。这是别人的误解。邓小平曾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么大事情，之前没打招呼，我不好表态。

　　万伯翱：邓小平一开始没表态，让你先干起来，有点后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当时明确支持的是陈云。陈云对万里说，你的做法我很赞同，我举双手赞同。

　　1979年初安徽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研究如何使已见成效的改革得到巩固，继续发展。就在这个会上，凤阳县委书记、严格为小岗保密的陈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待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秘密，把一份书面材料交给了万里。

　　吴象：当时我就在座，他站在那里，也不说话，看小岗村的材料。几天后刚散会就亲自踏着残雪到小岗去看。小岗人兴高采烈把花生往万里棉军大衣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三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五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民谣有云“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不值一提的小村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符号。

　　坚持改革，坚持民主法制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共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万伯翱：戏剧性的变化，中央让老爷子成了农委主任，成了副总理了，当时反对他的部门和人被他取代了。他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时经历的是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跟我说过，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嘛，这就是一出戏啊。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1980年代初，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后来撰文说：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万里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万伯翱：《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针对的是极左的东西在我们国家不时地冒出来。我曾听父亲在中南海家里说，“我非常高兴，改了五遍了，这篇文章我现在满意了。”当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时，老爷子也提出农村不能搞。

　　与此同时，万里一直努力为坚持改革开放的干部保驾护航。

　　万伯翱：当时有人否定广东改革开放，把广东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老爷子很生气，你们把广东人民改革开放的成果放到哪去了。我听过老爷子说，特区的事就是要特办。老爷子每次接见梁广大、梁湘等人都非常高兴，评价他们是改革开放闯将，是勇敢的人。

　　万伯翱评价他的父亲说，“他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今天邓小平已经去世了，我父亲也衰老了，但我们还面临着反腐败的问题，深层次改革的问题，面临着政治民主的问题，还得走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把那一代人改革开放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万伯翱：2002年春节老爷子最后一次去广东，我陪他去的，有点英雄暮年的意味啊。他说我来跟广东人民告别，之后真的就没再去过。整个春节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待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了。老爷子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老战友了！两人谈笑甚欢，后来习近平也专程去看了我父亲。另外一个就是专门在李长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本来还要去香港看一下的，但当时特首正好换届，有人说你这时去有挺谁的嫌疑，所以那次只去看了一下澳门。

　　儿子万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陪父亲万里去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白发苍苍的父亲在冷风中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从未见他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万伯翱说。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