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特约撰稿 赵一海 发自北京

　　-他曾为了让外界了解“经济特区”，冒着政治风险邀请外媒记者前来采访和报道特区。

　　-他曾坚决地反击“经济特区就是旧租界”的论调，在福建省冲破重重阻力，不怕得罪人，不怕丢官，锐意改革。

　　-他就是项南，八十年代主政福建省的改革派元勋，力倡“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他的从政生涯因此波澜起伏，他的身上集中了一个改革者的艰辛与荣耀。

　　11月19日，一场宏大的纪念在项南的家乡福建连城举行，纪念这位改革开放之初的福建省委书记诞辰90周年。在舆论看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举行这样的纪念，是对项南最好的告慰。

　　此前的10月，项南的后任、曾经也在福建为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特为纪念项南诞辰90周年填词一首，词中褒扬项南“骇浪惊涛，从容渡，常存锐气”。

　　作为改革干将，“锐气”一词之于项南，似乎再恰当不过，如果再联系到词中提及的“骇浪惊涛”的历史背景，这“常存”的“锐气”，则更为可贵。就算他终因福建“晋江假药案”去职，但留给福建的背影，也并不落寞。

　　11月19日，一场宏大的纪念在项南的家乡福建连城举行，纪念这位改革开放之初的福建省委书记诞辰90周年。在舆论看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举行这样的纪念，是对项南最好的告慰。

　　此前的10月，项南的后任、曾经也在福建为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特为纪念项南诞辰90周年填词一首，词中褒扬项南“骇浪惊涛，从容渡，常存锐气”。

　　作为改革干将，“锐气”一词之于项南，似乎再恰当不过，如果再联系到词中提及的“骇浪惊涛”的历史背景，这“常存”的“锐气”，则更为可贵。就算他终因福建“晋江假药案”去职，但留给福建的背影，也并不落寞。

　　冲破重重阻力推行“包产到户”

　　1980年深秋，中央决定派遣项南主政福建。此时的福建，虽同广东一样是先行改革开放的两个省份之一，但旧观念依然顽固。

　　一个注脚是，当安徽开始搞“包产到户”时，反对最坚决的几个省份中，就有福建，使得中央不得不决心“换将”。海外华侨亦曾多次进言想要一个福建籍官员主政福建。

　　1980年12月18日，时为农机部副部长的福建人项南面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受命入闽的项南被告知，到福建后，要“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此时的项南，已经62岁，虽然过早谢顶，但依然精力过人。他身材魁梧，目光温和，为人有坦荡之誉。此前曾出访欧美，见识过“资本主义世界”，改革意识，亦属坚决。

　　初到福建的项南，在福建省党代会上做了名为《谈思想解放》的发言，声明要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主要在省、地两级党委……而关键又在省委。”

　　这种已然很直接的发言却未必能让人警醒。春耕迫在眉睫，但因为福建反对“包产到户”，农民积极性匮乏，各地竟无春耕迹象。

　　农时已紧，1981年2月10日晚，项南在全省电话会议上强力推行包产到户。会中有一地委书记尖锐提问：“过去第一书记廖志高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

　　项从容作答：“既不要听第一书记的，也不要听常务书记的，要听中央的。”这个充满政治智慧的回答亦让项南宣示了变革的合法性，他在会上说，“不要再怀疑了，不要再动摇了，更不要站在对立面。”一个月后，全省94.5%的生产队落实了生产责任制。

　　不怕惹争议，革新争“第一”

　　当时的政治逻辑，上任伊始，一般务求稳定低调。但对改革者项南来说，只能选择放手去做。当时的一份《情况反映》记载说，各机关都在谈论说项南已经“开刀”了，福建可望有新局面。

　　他初到福建便提议不再“以粮为纲”，这在当时颇有些“大逆不道”的意味。但项态度坚决，说要因地制宜念“山海经”，农林牧副渔多业发展。

　　1981年4月底，项南又表态：福建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即个体经济和合资经济)同时存在，并要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想招商引资的项南接见了4批外商，听到的却是两个抱怨：交通和通讯。

　　航空基本是零，福州机场只能停中小飞机，而厦门无民用机场。甚至从福州到厦门，汽车都要走一天。通讯就更糟糕，1980年，一位法国商人从福州向巴黎挂长途电话，等了两天两夜都没接通，怒而离开。

　　修机场要得到军方的同意，军方说厦门离金门那么近，金门的炮把飞机打下来怎么办？项南说，金门也有民航客机起落，他们就不怕被我们击落？在军事上究竟是我们怕台湾还是台湾怕我们？军方一听，便没什么意见了。

　　修机场，中央无法给钱，项南就从科威特的一个发展基金那里借到2200万美元。为了显示经济特区的海外视野，项南给厦门机场取名为“厦门国际机场”。

　　此后，福建从美国银行借钱装备远洋船队，从约旦借钱买燃气轮机，还在日本发行了两批私募债券——在当时看来，这简直是惊世骇俗。

　　解决通讯问题，项南则冒了一个险。他引进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电话交换机，此时该机型还处于试用阶段，因而价格也低。事后证明项的冒险和日本的技术一样颇为成功，福建通讯设施一时超过了香港和新加坡。

　　项南努力创造和维护着一个又一个“第一”：他在争议声中，坚决支持福建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建设“福日”电视机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家电企业。他同样坚定地支持中国烟草业第一家合资公司，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在项的努力下，厦门还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

　　因为痛感外界对福建了解太少，1981年10月，项南提议福建安排了一次“港澳记者团”访闽之行，开风气之先。所邀报纸中，左、中、右皆有，这无疑是有政治风险的。项说，福建要吸引外资，“还需要新闻界的朋友多多帮忙”。多年之后，这句话成为中国官员的常用语。